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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赏] 彭述之: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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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5-4 11:24: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字识别软件提取自《彭述之选集》 第三卷


  對擁護公社意見的批評和我們的態度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

  *  本文是參加當時第四國際內部對中國政府農村人民公社政策的討論而寫的,其中部份文字由英文譯成中文。

  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農村人民公社運動,由於它的規模的無比巨大,它的驚人速度,它所引起的全部農業生產關係的急劇變化,以及對五億農民生活方式的劇烈改變,不但在中國各階層的群眾中,特別是在農民群眾中,掀起了暴風般的震撼,驚慌,幻想、憂懼和反抗,而且震動了整個世界。一切帝國主義者、地主,資產階級,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匪帮,固然是瘋狂地詛咒它;即蘇聯集團內(除中國外)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和全世界的斯大林黨徒亦對之保持稀有的緘默,從緘默中暗示他們的極度不安。而在另一方面,遠離中國的某些小資產階級分子,特別是某些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臨死的掙扎的痛苦壓力之下,在中共誇大宣傳的影晌之下,似乎從人民公社中窺見了他們的憧憬,而天真地迎接它,廉價地歌頌它。

  面對着這樣極度眩人而非常錯綜複雜的局勢,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對它予以極其謹慎而精細的研討,給以客觀的評價,以此確定我們對人民公社的正確態度。但要做到這點,我們不但必須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和理論,特別是恩格斯和列寧對農民問題的全部理論和戰略,而且要吸取十月革命後蘇聯四十餘年及東歐各國十餘年來農業改造的全部經騐和教訓,作為研究當前中國人民公社化的指針,並儘可能收集公社化運動中所表現的最可靠的事實,予以分析和綜合,才有可能。

  假如人們只根據某些抽象的或片面的原則,或根據中共官方的宣傳報導,即做出對人民公社的評價和結論,並由此確定其態度,那將不可免地要犯輕率武斷的錯誤,甚至走到背離馬克思主義而向斯大林主義妥協的道路上去的。

  關於人民公社問題,就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隊伍中,主要是中國和美國同志中所發表的文件看來,便已表露出了頗為嚴重的分歧。就這分歧意見的實質說,如果依照各自的邏輯發展下去,很可能走到原則上的分歧,而導致不幸的後果。但我希望通過國際範圍的充分的民主討論,徹底澄清各種偏差而達成共同的正確意見,以此避免嚴重的後果。我相信真理將從認真的辯論中顯現其本來面目,獲得大多數的同意的。

  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與農民的自願原則

  在擁護人民公社的許多論據中,以「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為根據者,可說是最有力的一種。因為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的「大生產優於小生產」這一原則為根據的。

  代表這一主張並給以系統地發揮的,是我們中國同志蘇達。他在「論人民公社』的長文中寫道:

  [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方面是『大』;另一方面是『公』,所謂大是指每一公社由原來的許多農業產合作社合併而成……現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農戶已經參加了人民公社,共組成了二萬六千多公社,平均每一社近五千農戶,一萬多個勞動力和耕地約六萬畝(約等於一萬英畝或四十平方公里),平均規模這樣大的農莊,在全世界要佔第一位……蘇聯近幾年將集體農莊大事合併之後還有農莊七萬八千個,平均每個有耕地約二千公頃,農戶約二百三十戶;美國全國五 百多萬個農莊平均每個的面積也只有二萬四千畝,一一中國公社的規模遠超過了它們……,『農業經濟學家告訴我們,農業和工業一樣,是大生產比小生產優越的……』

  『農業和工業一樣,是大生產比小生產優越的』,這個經濟學上的一般原則,毫無疑義地是正確的。正因此,一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都主張並堅持以農業合作的或集體的大生產去代替個體農民的小生產。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分散的生產率低的小農經濟過渡到高度生產率的社會主義經濟。但在改造落後的農業經濟上,與這個大生產優越的『經濟原則』緊相聯系而絕不可分離的,還有一個『政治原則』,即農民參加大生產或集體生產的『自願原則』。如果將後一原則與前一原則割裂開來,只抓住前者而忽略或拋棄後者,那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事業不但無益,而且必然造成損害乃至災禍的。

  因為事情很明顯,至少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很明顯,農民與工人階級是本質上不同的,他是從前資本主義來的一個過渡階層。這個階層,在資本主義的影晌下不斷地分化,其中一部份逐步降為僱農或農業工人,農村的無產者;另一部分(少數)則上升為大農或富農,農村的資產者。絕大多數則停留為小農或中農,但他們本身是充滿矛盾的。即一方面是勞動者,另一方面則是財產私有者。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曾經指出:『小農是勞動者,他與現代無產階級不同的地方,在於他還保有他自己的工具;因而他是過去生產方式的殘存者。』(英文本馬恩選集二卷三八三頁)

  恩格斯在這同一文章中精細地分析了小農在資本主義大生產的壓力下日趨衰落後,得出結論說:[生產資料的公有便這樣被提出作為奮鬥的唯一原則目標。不僅在工業方面(這裏已經準備好了基礎),而且一般地在農業上也是如此。」(同上書三八七頁)恩格斯雖然從經濟學的觀點上指出大生產的優越性,堅持農業方面的生產資料的共有制,但同時卸宣稱:

  『這對於我們是明顯的,當我們掌握政權時,我們絕不會想到以武力去剝奪小農(不管有無賠償),像我們必須對付大地主那樣。我們對小農的任務,首先在把他們的私有經營和私人所有引到合作的經營,不是憑藉暴力,而是靠作出模範例子,以及為此目的而予以社會的援助。』(同上三九三頁)

  『當然,我們是堅定地站在小農方面的,我們將盡可能地作到使他的命運更好受些。假如他決定參加合作社,我們要促成他的轉變。假如他自己還不能做出這個決定,我們甚至要盡可能讓他保留他的小塊土地,給他以充分的時間去徹底考慮。』(同上三九四頁)

  恩格斯便是這樣地將『經濟學的原則』與農民的『自願原則』辯證地結合起來,他將農業集體化的大生產原則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配合起來,以此奠定了馬克思主義對農業改造和工農聯盟的戰略方針。自這時起,所有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方針作為行動的指導的。因此,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十月革命中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政府後,在農業改造方面,即完全遵循了恩格斯這一方針。例如列寧在他的『農業公社和農業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說』中說:

  『大家當然都從蘇維埃政權的全部工作中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共耕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組織。我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早已撥出十萬萬盧布基金來帮助創辦這個事業。在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條例上特別指出了公社、勞動組合及一切共耕企業的意義;蘇維埃也就用全力使這個法令不致成為一紙空文,而能收到它所應收到的成效。所有這種企業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因為貧困不堪的農民經濟如果仍舊不變,那末任何堅固地建立社會主義的事業就無從談起。』

  列寧在上面這一段話裹強調『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共耕農業』方針的重大意義後,對怎樣實現這一種方針則立即作如下的說明:

  『掌握國家的工人階級,只有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公共的、集體的、共耕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的優越時,才能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萬的農民群眾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的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那一種促進共耕制、勞動組合制農業的意義,都不可過份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從外面、從旁邊去加以改造,那都是完全荒謬的思想。我們明白懂得,要影晌千百萬小農經濟,只能採取逐漸的謹慎的辦法,只能用實際模範例子來表明。因為農民非常講求實際,與舊式農業方法聯結得非常堅固,要使他們作某種嚴重的改變,單靠忠告和書本知識是不行的。這樣辦,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謬。只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身經騐來証明了必須而且可能過渡到共耕的和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裹,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重大的進步。』(列寧選集第二卷六五0至六五一頁,重點係我所加)

  列寧在上面這段話裏異常清楚指出:要證明『公社的、集體的、合作的、勞動組合的耕種方法的優越性』,絕不可以『採用強迫的命令』,『只能用實際的模範例子』,才能把千百萬的群眾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而且這種政策不只限於落後的俄國,即在某些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應如此。所以他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起草的『關於土地問題提綱初稿』中寫道:

  『在多數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政權決不應該立刻完全取消私有制。並且無論如何都要使小農和中農不僅保留他們的土地,且要把這些土地的面積擴大到他們租來的面積(廢除地租),這種辦法與無情地去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結合起來,就可以完全保證中立政策的成功。無產階級政權只有在極端謹慎、按步就班、藉實例之助、不對中農施用任何強力的條件之下,才能施行過渡到集體農業的步驟。』 (同上七八三頁,重點我所加)

  對於『農民自願的原則』,即反對採取強力迫使農民參加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列寧在俄圈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更是特別強調,並說得更詳細而具體:『我們首先所應依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迫方法其實是什麼也作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完全以另一個方式擺著的…….在這裏採取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證明『康姆尼』(COMMUNE)是最好的東西。』 (同上書五五六頁,重點字原文用黑體字)

  『我們是鼓勵建立公社,但愿把公社組織得盡善盡美,以便爭取農民的信任……,誰在中農經濟上採取強迫手段,那他就是最愚昧不過的了。」(同上五五六頁,重點字原文用黑體字)

  『既然必需求得自願同意,也就是說,要說服農民,要在實踐中說服農民。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是做得很對的,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動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不是好事情。假如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這種改造便一文不值了。』(同上五五七頁)

  『我們應當和中農和平共處。只有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在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能夠拿出十萬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在目前這還是一個幻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郎贊成共產主義)。

  可是,為了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他們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來自己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只有這樣來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同上五五九頁)

  正由於列寧在農業改造計劃中,在實行農業集體化中,堅决反對採用強制,堅持用模範的例子以說服農民,所以他認為農業集體化或合作化,決不是短期內所能倉卒完成的。因而他在『論合作制」一文中說:

  『但是為要經過新經濟政策來做到使全體農民個個都參加合作社一一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們也要花一二十年的功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但這終歸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代,如果不經過這一歷史時代,不做到人人都識字,沒有足夠的知識程度,沒有充分教導居民去閱讀書報,以及沒有做到這一切的物質基礎,例如沒有做到防荒防飢等等的相當保障,一一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同上一OO七頁)

  在列寧看來,要使俄國從它的種種落後情况順利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包括農業合作化在內)  ,便必須有一個條件,即『全國電氣化』,所以他說:

  『如果我們能夠建成幾十個區域的電站…….如果我們能從這些電站中把電力傳導到每個村莊裏去,如果我們弄得到充分的電氣摩托及其他機器,那時就不需要,或者幾乎不需要由宗法制進到社會主義去的中間環節與過渡梯級。但我們知道,實現這『一個』條件,只是做到頭批工作,就至少要花費十年的功夫,至於縮短這個期限,也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在英、德、美這些國家獲得勝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 (同上八六五頁)

  我在前面不憚其煩地詳細引證列寧所重三再四地強調農業集體化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不僅因為所有斯大林黨的官僚違反了這個原則,就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的隊伍中,也有不少人在中國人民公社『建立成功』的眩惑之下,忘記了或忽視了這一個原則。但這一『原則』不但在當時,在列寧本人所領導的蘇聯農業改造上,實際證明完全是正確的,即在往後的歷史事件中從反面證明它的正確性也是不可爭論的。

  斯大林在列寧去世後的一個時期內,為了與富農謀取妥協,在農民『發家致富』的口號之下,放棄了、至少拖延了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以致便利了富農勢力的生長,引起了嚴重的糧食恐慌。隨後,從一九二九年起,斯大林在富農勢力日益生長的威脅之下,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完全不顧農民群眾的志願,以行政命令強迫農民於二十四小時內全體參加集體農莊。迄至碰到富農分子及大部分中農反抗時,他甚至動員紅軍和格柏烏去鎮壓,乃至消滅他們。由此種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暴行所造成的空前悲劇是我們所熟悉的。這種悲慘的事實證明:恩格斯所堅持,列寧所再三強調的農業集體化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是如何地頑強有力,一旦違反它便災禍隨來了!

  戰後東歐各圜,在斯大林官僚命令之下強迫農民參加集體農莊的新鮮經驗同樣證明,違反農民自願的原則而進行集體化,不但招致厂農民的不滿,而且造成農業生產的停滯,甚至後退,因而不斷地發生糧食恐慌,以致迫使狄托和哥穆爾卡不得不向農民作某些讓步,調整集體化,以緩和其危機。

  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鬥爭中,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也曾佔了極重要的地位。他完全繼承了恩格斯和列寧鬨於農業集體化和農民自顱參加的原則。所以當斯大林同富農妥協而拖延農業集體化時,他領導的左派反對派會提出並堅持了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一九二六年)。但當斯大林完全不顧農民的意志而以暴力強迫集體化時,他又無情攻擊了斯大林,斥之為製造災禍的冒險主義。最後,他把恩格斯和列寧對於土地圖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及其在俄國實踐的經騐,特別是斯大林強迫集體化的悲慘經騐和教訓,總結起來寫在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裏,當作工農聯盟的戰略方針。

  『製定土地國有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農民將仍舊是他的一塊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還相信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為了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領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底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着官僚的利益。』

  現在讓我們來看中國人民公社這種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這種最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是否出於農民群眾的自願,或如中共所宣稱『獲得農民群眾熱烈贊助的』?關於這點,贊成公社化的蘇達同志自己作了如下的判斷:

  『整個公社運動……帶有很大強迫性。

  『中共在口頭上是同意自願的原則的,但在實際行動中並沒有遵守這個原則……人民公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開始試辦,八月才開始發表有關的資料,此後不到兩個月就將全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農村人口組織在公社裏面了一一在這短促的時間裏既不能以增加生產和改善群眾生活的事實證明公社的優越性(只靠理論的證明),也沒給群眾充分的時間去討論成立公社和怎樣訂立公社的制度……,在急躁的『躍進』中,群眾根本沒有機會去充分考慮和討論這些問題,一切都是由簡單的命令决定的。』

  實際上,中共不僅在農民改造的基本立場上完全繼承了斯大林主義的傳統,甚至在實行此種改造的步驟上也是斯大林式的。當它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一個時期內,為了與地主和富農妥協,不但沒有宣佈土地國有,進行任何的農業集體化的措施,甚至連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這一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再三拖延執行的。迄至在朝鮮戰爭過程中,遭到地主富農夥同資產階級的反抗後,才不得不解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問題。但對於農業集體化的方針,還是遲疑不定的。迄到一九五五年末,中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如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一樣)突然宣佈農業集體化的命令,不到一年便把全國農民圈進農業生產合作社去了。


   
       但此種不顧農民志願的強迫集體化,自然要引起農民的反感和憤怒。所以一九五七年中國農村中便產生了普遍的不安,種種反抗,混亂、甚至暴動,乃至某些合作社自行解體,或農民自行脫離合作社的現象。中共在這種尷尬的局勢之下,除了用反右派的名義鎮壓農民群眾的不滿和反抗外,便是提出『大躍進』的口號,強迫農民加倍勞動,增加生產,企圖以此轉移他們的反抗情緒。而人民公社運動,不過是繼續『大躍進』的方針加以登峰造極的發展而已。

  從前面所敘述中共對農民問題,即土地改革問題的矛盾,在農業改造演化過程中所表現的時而極右,時而極左這一曲綫看來,便可以充分判斷它完全違反了恩格斯和列箏對農民問題,對農業改造的原則和工農聯盟的基本戰略方針了。因而我們可以說,中共在一九五六年的農業生產合作運動及一九五八年的實施公社化,『不是為着農民或工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官僚的利益』。


  不錯,蘇達同志是承認農民在集體化中的自願參加的原則的,例如他說:

  『公社固然有很大的優越性,但它同時意味着生產關係和生活習慣的巨大改變,因此必須經過試騐,經過實例的證明,才能取得群眾的充分了解和衷心擁護,在群眾沒有充分了解和衷心擁護的時候就急燥地採用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就會引起群眾的反抗。而且不經過謹慎的設計和試騐,所建立起來的新制度一定充滿缺點,給群眾帶來許多不必要的痛苦和不便,因而增加了群眾的懷疑和反抗。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在農業社會化過程中要堅持自願原則的理由。』

  假如蘇連同志自己真是『在農業社會化過程中堅持自願原則假如他前面指出的「急燥地採用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又是事實,那麼,他之一般地贊成公社化運動,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放棄了他所『堅持的自願原則』了!

  他為什麼在這個有關工農聯盟的基本問題上,有關五億農民的實際生活的如此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如此的矛盾,乃至放棄其『原則』呢?事情很明顯的,他是在『農業生產的優越性』這一原則的片面固執之下,在『公社有很大的優越性』的眩惑之下,因而不自覺地忽視了或輕估了『急躁地採取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的危險性  ,及其可能做成的惡果,因而不夠了解或忽視了『自願原則』『在農業社會化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他沒有深刻地領悟到列寧所說昀『我們所應首先依據的真理,就是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以及『再沒有比在中農經濟關係中施行強制的觀念更愚蠢的了』等等的嚴肅指示。  同時他又忘記了或忽視了斯大林強迫農業集體化的痛苦教訓,以及近十年來東歐各國強迫集體化的新鮮經騐。假如蘇達同志把列寧的指示和斯大林在蘇聯及斯大林派官僚在東歐各國所強迫施行的集體化的經騐和教訓再加以認真而仔細的思索,我相信他一定會得出如下的結論的:

  『農業大生產是此小生產優越的』,『公社固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但沒有經過試騐,沒有經過實例的證明』,『在群眾中沒有充分的了解和擁護的時候,就急躁地採用強迫手段實行公社化』,這是極大的冒險主義。這種『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強力就等於葬途全部事業』。因而這種公社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着官僚的利盆』。

  而且,讓我們把『農氓自願的原則』暫時放在一邊,即以『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這一原則的本身來說,也不是萬能的。正如蘇連同志自己所說:『大生產的優越性是有限度的,就是說,根據生產技術的水平,農業面積之有利的擴大是有限度的,過分擴大反而變成不利……,是中國農業技術水平是如此的低,不但絕少現代農業機械,甚至異常缺乏獸力。絕大部分的耕種還是依靠原始的人力來進行的。另一方面,每一公社擴大到如此巨大的規模,以致每社的平均面積達六萬畝,擁有五千農戶,而且其中許多大公社甚至佔有耕地十多萬畝至幾十萬畝,包括農戶二到三萬以上(見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人民日報新華社的報導),這便更顯得耕地面積的異常擴大和農業生產技術極低的水平之間的驚人的矛盾了。要克服此種矛盾,除了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之外,絕不能有其他的辦法。但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又絕不是短期內所能完成的。

  所以列寧雖然十分重視農業大生產的優越性,堅持實施集體化的方針;但同時除了強調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之外,又特別指出集體化必須逐步地實現,必須與機械化和電氣化配合起來進行。因此他說:『為要……使全體農民個個參加合作社一一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一二十年的功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像中共,在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如此低的情况下,在沒有機械化和電氣化的條件之下,竟強迫全體農民於極短時間內參加集體農莊(一九五六年生產合作社)  ,參加大規模的公社社,即是說,它把需要『整個歷史時代才能達成的任務』在短短的幾個月之間完成一一像這樣急躁的『大躍進』,除引起『農民的痛苦和不便』外(如蘇連同志所承認的),郎從純粹的生產觀點看來也是不利的。因為農業生產率的真正提高,只能依靠現代農業技術的普遍採用(如拖拉機、化學肥料、電氣化及農藥等) ,單靠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和勞動組機的嚴密化(軍事化)  ,至多只能增加生產於一時,而絕不能以此改變農業生產技術落後的實質的。因此,公社化後的農業生產率究竟能否提高及提高的程度怎樣,還要看往後的事實來證明(闕於這點,我在下面將予以較詳細的說明)。

  贊成或擁護公社的另一論據,是大規模的公社便於建立大規模的水利或公共工程(灌溉、疏濬河流、建立蓄水庫、預防洪水等)。蘇達同志甚至說:『這次併大社運動(公社化運動)是在大規模的水利建設中感到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為要建立大規模的水利或公共工程便必須建立公社,這種說法不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即在事實上也是不實際的。

  關於水利建設問題,讓我們先看蘇達同志自己的報導:『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全中國耕地中有水利灌溉設備的不到百分之二十,現在已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五,其中百分之三十是在一九五五年冬至五六年春的高級合作社化的高潮和一九五七年冬至五八春這兩段期間內興修的。』這便表明:耕地的水利灌溉早在公社化前,即在生產合作化的高潮中至一九五八年春,已興修了百分之三十,公社化後所興修的至多不過百分之五而已。並且劉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向『中共第八屆全圆代表大會第二次全會的工作報中說:『在農業方面,最突出的躍進是合作社農民興修水利的運動。在去年十月至今年四月(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五八年四月),全國灌溉擴大的面積達三億五千萬畝,比解放八年內增加灌溉的總面積還多八千萬畝……」這些事實便無可爭論地證明: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公社,在原來的合作社的範圍內仍舊可以興修大規模的水利:這同時也駁斥了只有建立大規模的公社才能建設大規模的水利一一這一點論據是站不穩的。

  事實上,要建設大規模的水利,如建立大規模的蓄水庫、水閘、疏濬河流、開鑿運河、特別是防禦像黃河和長江、珠江等那樣巨大河流的洪水,不但公社的規模(不管如何鉅大)還不能勝任,甚至一個省份的力量尚嫌不夠。這必需藉國家的力量才有可能,這是簡單的常識。因為建設大短模的蓄水庫、水閘(如現在正在建設中的黃河大水閘)和疏濬河道或開闢運河等,不但需要巨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還要大規模的機械設備和高度的工業技術。過去淮河的修治及某些大規模的蓄水庫和水閘,如北京附近的十三陵水閘之類,正是在國家力量的支持之下完成的。

  總而言之,把農業大生產或大規模集體化的優越性從體民群眾自潮參加的原則割裂開來,單以前者為論據去擁護公社化運动,是完全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農民問題,對農巢改造的基本立場的,就是以建設大規模的水利和公共工程來替公社辯護,也是不合事實的,因而是荒謬的。


 



  所謂『農業大增產』和『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

  在支持和讚揚人民公社的『有利』中,除了『大規模農業生產的優越性』外,『農業大增產』和『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一一這兩個論據算是最為有力的了。例如粱同志在他『評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批評中強調說:『公社是社會經濟耝織的優越形式,其進步性質,已由生產力的互大提高以及摧毀過時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得到證明。』而這些論據並被寫進全委留洛杉磯委員所提的決議草案『中國人民公社』之中,構成該文件贊成公社的主要內容,它關於公社的『農業大增產』作如下描述:

  『公社的經濟優越性,已有事實證明。一九五八年棉花、早稻為一九五七年的一倍

  新水利工程達六千九百萬畝灌溉面積麥增加百分之六十,……上述成就皆由於公社新生產形式的好處所造成的……』

  該文件並且強調說:『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者來說,經濟的里程碑就是進步的基本尺度』。是的:『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者來說,經濟的里程碑就是進步的基本尺度』一但不幸的是,它在這裏所舉出的農業大增產的數字是與公社毫無關係,或極少關係的。

  因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即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決議』公布之後)才開始在全國各地普遍建立的。但小麥已在六月中完成其收穫。就是早稻也在七月至八月間收穫了。即以棉花而說,它的種植是在夏天,等到公社普遍建立時,它已完全成熟了,公社不過將以前農業生產合作社所種好的棉花加以採收而已。我很驚奇,『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連中國早稻、小麥和棉花收穫時間都弄不清楚,竟如此錯亂地把以前農業合作社的成果掛在公社的帳上!單憑這一點,就夠表明這文件的作者是如何的輕率了!

  說到『新水利工程達六千九百萬畝灌溉面積』也是與事實不符的。關於這點,我在前面根據蘇達同志的報導已經指出過:中共在一九五三至五八年春之間所建立的百分之三十五的耕地灌溉,其中百分之三十是遠在公社化之前完成的,把公社化之前所完成的『水利』當作公社本身的『成就』,是同樣令人驚奇的。

  而且人們必須懂得,一九五八年中國農業生產的巨大增加,不但不是公社的成就,而且也不是農業生產合作社本身所造就的『奇蹟』(在缺乏農業機械、電力供應、化學肥料及農藥等條件之下,是不能造成甚麼奇蹟的。)而是中共不顧一切地鞭策農民『苦戰』,盡量增加他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的結果。

  自一九五七年冬季起,特別從一九五八年五月初中共在它的『第八屆全國第二次會議』上決定工農業大躍進的總路線後,農民在『大躍進』口號的驅使之下,晝夜勞動,工作十二小時、十五小時、乃至十八小時,拼命挖深土地、興修水利、橫肥、運肥、

  灌水、開闢新耕地等等一在這一切異常緊張的勞動下,才大大地增加了農業的生產。關於這點,擁護公社的蘇連同志也不得不承認:農業『增產有很大的成分是由於農民極度緊張的勞動(不分男女老幼,晝夜苦戰)所造成的』(論人民公社十五頁)。但這絕不是正常的農業發展。因為不但時間太長和太繫張的勞勤是絕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即像那樣原始的收集肥料和開辟耕地也是有限的。* 農民所收集的肥料,大部分是從陰溝和池塘襄挖出污泥,或從拆除舊屋的土牆等等。這有如土高爐搜集廢鐵一樣,是有限的。而開闢新耕地,多半是屋前屋後的空地,或河邊林間的閒地等等,同樣也是有限的*。

  如果依照正常的耕種,在沒有機械化、電氣化和化學肥料普遍使用及獲得農民自願合作之時,即令土地改革了,農業集體化了,農業生產還是緩慢的。這從中國本身的經騐亦可證明。據周恩來本年四月十八日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我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八。其中工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農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姑且承認周的報告是符合事實的(實際上,中共官方報告總是誇大的,尤其是去年糧食增產一倍的報告,值得懷疑。因為今年糧食大恐慌便是相反的證據)。這裏表示出:工業生產率的增長,平均每年增百分之二十八,而農業生產率的增加每年平均僅百分之五。這就無可爭論地證明一九五八年以前五年間的農業在較為正常狀態發展下的緩慢性,同時也就表明一九五八年農業的巨大增加(據周的同一報告,一九五八年農業總產值此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四)不是正常的,而是異常地增加農民勞動強度的結果。

  但僅僅鞭策農民拼命勞動,瘋狂地增加他們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來提高生產率,增加生產,不但絕不能依照一九五八年的增產標準繼續增加(據一九五九年的農業生產指標,比一九五八年的要增加百分之四十) ,而且不可免地要招致相反的效果。這從公社化以來所表現的事,實已逐步證明。公社化後,雖然農民被迫繼續『鼓足幹勁』,增加勞劲強度,並且絕大部份婦女被投進與男子同等的勞動強度工作中。但此種完全不顧農民健康的過度緊張勞動,很快就在農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和憤恨。以致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在去年十二月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規定『睡覺八小時,休息和吃飯四小時』即工作不得超過十二小時(事實上還是常常超過十二小時的)。

  即以十二小時的工作來說,還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因為中國農業方面的工作,由於缺乏機械和畜力,差不多一切工作都得使用體力。農民用簡單的鋤頭掘土,彎着腰揮秧或撒種子,用肩挑肥料和穀物,及以腳車水灌田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十分吃力的,他們簡直同負重的蓄牲一樣,每天要做十二小時,如此不斷地做下去,就是牛馬也不能忍受的 。*『中國人民公社』草案裹說:『正如一切強制推行的事一樣,困難是免不了的』,這種話,如果被中國農民聽到,即使不說美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是在為中共官方辯護,也一定指責他們太不懂得中國農民過分勞勤的情形,太忽視了他們在『苦戰』中,在每日十二小時,有時是更多時間的強度勞動中所受到的無可忍受的痛苦,遭到難以形容的健康損害了。*







  假如如此這樣地繼續緊張勞勤下去,農民不僅愈來愈不滿,而且也不可免地要走到公開的反抗道路上去的,首先就是普遍的怠工。這反過來,必然要降低生產率,損壞農作物,减少生產。關於這方面,已有不少事實表現出來,迫使中共官方不得不加以承認。例如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他的「虎門公社調查報告」中說:離工浪費以及有些群眾勞動積極性不高的現象是  存在的(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群眾勞動積極性不高的現象』即群眾不能忍受過度勞動而發生反感,因而消極怠工抵抗,不僅虎門公社如此,這已成為所有公社,至少絕大多數公社的普遍現象。因此,人民日報近半年多來常常指責某些公社的社員『出勤率和勞動效率太低』,號召建立『生產責任制』(所謂『包產定額』)和『必須的懲罰制』等等。

  所謂生產責任制,即各生產隊必須負責完成一定的生產指標;所謂必須的懲罰制,即出勤不積極或曠工的,則必須給以懲罰(如陶鑄所提出的,曠工一日,即扣兩日工資)。但這種愈來愈嚴厲的強迫勞動制度和懲罰制度,不但不能提高生產,而且將更進一步引起農民群眾的消極抵抗與怠工。這種怠工現象早在去年公社剛成立時的秋收中巳表現了它的嚴重性,致使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在本年四月的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上不得不敢認:『去年的豐產並沒有豐收』。即是說,去年秋收中,因為農民的怠工,致使收穫遭受了很大的浪費和損失。據人民日報不久以前透露,這種因怠工發生的損失現象,在本年夏天的收穫中也同樣表現了出來。

  正由於強迫的過度的勞動所產生的農民消極抵抗,已迫使中共官方不得不進一步承認:『要高產……只靠人力、靠畜力是辦不到的,只靠農家的肥料是不行的。要這樣做,必須有拖拉機等機械設備,有大量的化學肥料,有效率高的農藥和近代化治蟲設備。目前中國還沒有具備上述的這些設備。因此,農業生產的生產量是很不穩定的,這一年可能豐收,下一年就不能豐收,甚至歉收…….今年有的地方有些人民公社的夏收作物單位提高得不少……,但因為播種的面積比去年减少較多,結果,總產量增加不多,或者沒有增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的人民日報)

  看了我在前面所指出的,去年的「農業大增產」並不是公社化的[成就];又看了中共官方自己的供詞:在缺乏現代農業設備之下,[只靠人力」(則只靠增加農民的勞動強度)[農業生產的生產量是很不穩定的」。今年的農業「總產量增加不多,或者沒有增加。]試問:「中國人民公社」的作者對此作何感想呢?

  對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尤其是對人民公社這種最大規模的而未經過考騐的形式,不但絕不應將它成立以前的生產增加作為它本身的成就,而且必須冷靜地深入地分析此種形式(公社)所包含的增產可能性及其矛盾,然後才作出結論或判斷。只有這樣,人們所作出的結論或判斷,才能經得起批評,經得起事變的考騐。也只有這樣,才算是歷史唯物論者處理重大問題的嚴肅態度。否則,所謂[經濟的里程碑]不過是一種諷刺而已。

  「中國人民公社」這僩草案又寫道:「這種合作化的好處是……使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這句話並含有下面的兩種說明:一,「公社已剷除了過時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係的硬殼」;二,「它們已加速婦女從家務勞役中解放出來,開啟文化發展的新道路,使城鄉之間長年累月所造成的文化差別日漸减少。」前一種解釋顯然是婦女從宗法的或封建的家庭關係束縛中解脫出來而取得與男了平等的地位,後一種解釋則是指她們從[家庭奴役]中解放出來,踏上「文化發展的新道路]。

  中國婦女從宗法的或封建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獲得平等,尤其從家務奴役解放出來走上「新的文化大道」,無疑地是具有重大的、甚至劃時代的意義。但問題在於公社是否真正替婦女完成了這類的[解放」。

  首先,讓我們從事實上來檢討這類的解放吧。中國婦女,在第三次革命以前,曾被法律承認過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如遺產繼承權、教育平等權、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及婚姻自由等。當然,這種法律上的平等離開實際上的平等還很遠,尤其是在農村方面。但不可否認,中國婦女在那時已從宗法的束縛中獲得了初步的解放,正由於有這初步的解放,才有大批的婦女參加了革命的活動。中共取得政權後,更進一步用法律確定婦女和男子的平等權利,同工同酬、結婚與離婚的完全自由等。而且因為種種新的社會運動,如土地改革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等,中國婦女,尤其是深受宗法傳統束縛的農村婦女,確已打破了宗法制度的傳統習慣,而獲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這是中共掌權後給予婦女解放的一個重大貢獻。正如[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成果」那個草案所描寫的:「在家庭中摧毀了亞洲式的父權關係,並掃除了封建的廢物。」但這是遠在公社成立前幾年所完成的事實,與公社沒有任何關係。「中國人民公社」的作者把這種「婦女從奴隸狀態解放出來獲得平等」當作公社的成就來加以贊揚,這與他把公社化以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業生產的大增加](如早稻和麥子等)歸功於公社,是同樣弄錯了時間,顛倒了事實。

  至於[婦女從家務奴役中解放出來」確是公社化帶來的一種新現象。因為公社已普遍地建立了公社食堂和幼兒所等,使婦女得以擺脫家務而從事社會生產勞動。但這是否等於將婦女員正從家務勞役解放出來而合理地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呢?要認真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從下面兩個條件來决定:一,公社的公共食堂與幼兒所是否比家裹飯食和育兒更好,或至少一樣;二,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是否此之家務奴役更好,對她們的身體和精神更有益些。

  毫無疑義,婦女的真正解放或徹底解放,只有從家務奴役中解放出來,才有可能。因此,我們共產主義者都主張普遍地設立公共食堂和幼兒所,以為婦女徹底解放的先決條件。但要普遍地設立公共食堂和幼兒所,只有在高度發展的物質和文明條件下才是可思議的,這樣的「條件」不但現時的中國農村根本談不上,即先進的西歐各國也還沒有具備哩。

   






  中共在物質和文化(寧可說沒有文化)如此可憐低下的農村裏,竟不顧一切地強迫實行公共食堂和幼兒所的集體生活來代替家庭生活,絕對不可避免地要給農民群眾帶來無數的不便和痛苦。關於這一點,擁護公社並贊成建立公共食堂和幼兒所代替家務,以此[將婦女從家庭解放出來,讓她們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蘇連同志,不得不根據無可否認的事實,對公社的公共食堂作了如下的暴露:

  「正如整個公社化運動一樣,這個躍進(指建立公共食堂來解放婦女一一本文作者)太兇猛了,帶有很大強迫性質,而且有不少過火的胡作胡為的事情。例如,一下子叫人人都去公共食堂吃飯,把私人的爐灶都拆毀或集中起來,糧食柴火都不配給私人。可是,食堂的飯壞極了,而且吃不飽,有飯沒有熱水供應,老幼病人沒有特別照顧;名為公共食堂其實沒有飯廳,要露天吃飯,或者冒風雨各自打飯回家去吃……,更糟的是,原來社幹部都有自己的小食堂!」(論人民公社-o頁)

  在上面這段話裏,蘇達同志還只是給了公共食堂一個素描,並沒有深入地去分析公共食堂的許多嚴重弊端和矛盾。然而這已夠證明公共食堂是如何地令人難於忍受了!我可似斷言,除了極少數的常陷於飢餓中的農民以外,絕大多數的農民群眾對於公共食堂是極為反感,至少是極感不便的。

  幼兒所的情形,不會此公共食堂好得多少。因為許多孩子們擠在狹小的房子裹,沒有任何有關於養育孩子的設備,照顧他們的又多是毫無知識,甚至沒有任何衛生常識的失去勞動工作能力的老婦人‘在這樣的條件下,怎麼能把孩子養育得令人滿意呢?所以那些母親們都是「身在田裏心在家」(即掛念着她們的孩子)!

  婦女從家庭奴役解放出來,參加社會生產勞動的實際情形又怎樣呢?支持這種「婦女解放」的蘇達同志也給了我們如下的描述和解釋:

  「婦女參加生產後被要求在體力負擔上和男子『平等』起來,登山下水,晝夜苦戰,經期產後照常勞動……,幾千年的習慣和成見,本來不能一下子完全打破,群眾的覺悟程度是參差不齊的,再加上新制度施行過程中的這些毛病,群眾中的懷疑和不滿,當然不少。六中全會之後,這些毛病被列為整頓公社的檢查對象。然而只有在公社和整個國家裹都 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這些毛病才能徹底解決。」(論人民公社-o頁)

  根據蘇達同志前面的描述和解釋,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公社和整個國家裏」沒有「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之時,婦女雖從家庭解放出來參加了生產勞動,但她們從這種勞動中所受的痛苦(蘇達同志稱之為「毛病」)是不能「徹底解决的」。這裏的問題便還原到r公社和整個國家」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制」?

  單從蘇達同志的證詞中便已夠解答我在前面所提出的問題:一,「公共食堂的飯壤極了,而且也吃不飽……,」這就證明它此起家庭的飯來更不如了。幼兒所同公共食堂一樣,此之家裹壤得多;二,[婦女參加生產後被要求在體力負擔上和男子『平等』起來,晝夜苦戰,]當然比之家務奴役更為沉重,更有害於她們的身心。這便是中共強迫實施[集體化生活來代替冢庭生活」的邏輯結果。因為中共這一政策的主要目標不是為了徹底解放婦女,而只是因為在實行農業生產的大躍進中感到勞動力的異常缺乏,於是它異想天開,用如此這般的「集體生活」,把全體農村的婦女一下子從家庭中拖出來,放進它所迫切需要的勞動隊伍中,放在同男子一樣強度勞動的行列中一這不過是從家務奴役拖出來放進「社會奴役」(公社的奴役)而已。

  在這裏,我應重說一遍:要使全體人民,特別要使全體農村人口參加公共食堂,要使全體幼兒加入幼兒所,要使全體婦女從家務中解脫出來與男子一樣參加一切社會生產活動,這只有在社會主義高度發展的條件下,首先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勝利為條件之下,才是可想像的。

  即是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情形下,甚至在先進國家具有高度的特質和文化條件下,還不能採取強迫方式叫全體人民一下子加入公共食堂,全體孩子加入幼兒所。這樣做將是極愚蠢而荒謬的行為。首先應當多設立模範的公共食堂和幼兒所,辦得盡善盡美,讓人民感到公共食堂的飯盒和幼兒所的育兒確比家庭更好,因而自願地去參加。那時,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才能名符其實地實現出來。

  人們必須懂得,幾千年來遺留下來的家庭制度的完全打破,婦女完全擺脫家務和男子一樣參加一切社會活動,這不僅是婦女徹底解放或最後解放的標誌,而且是全人類踏上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理想社會的標誌。這絕對不是短期間所能達到的。即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勝利後,也還得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逐步地實現出來。「家庭」既然是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解體中逐漸地形成起來的,它也只能隨着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地衰亡下去。

  像中共和中國農村的物質和文化如此貧乏和低下的條件下,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完成的客觀形勢下,事前又沒有任何計劃和準備,竟於短短幾個月中,以無比的魯莽和專橫強迫全體農民一下子拋棄他們的家庭生活來參加「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這除了給公社,給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以極大的諷刺外,不可免地要在農民群眾中引起對公社,對社會主義的懷疑與敵視,引起他們對城市無產階級的不信任與怨恨(因為後者並沒有實行公社化),因而大大地損壞了工農的聯盟。

  此外,我還可以預言,公社的公共食堂和幼兒所是絕難繼續維持下去的,在不遠的將來將被迫地大大改組,乃至大部分解散,從「集體生活」重新恢復到「家庭生活」,這樣便等於公社的完全破產。如果中共完全不顧農民的志願和反對,硬要這種公共食堂和幼兒所所代表的集體生活維持下去,以此證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公社政策的完全正確」,則公共食堂和幼兒所所代表的集體生活將成為公社內最具爆炸性的爆炸物,與不能坦負的強迫勞動配合起來,終有天要爆炸開來,而招致難以估計的災禍的。                                                                                                         













  公社是『自願的農民合作』並『由公社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命令管理的』嗎?

  粱同志在他批評「中國人民公社草案」中寫道:「在草案第七頁……我們支持公社,不是根據它們的進步性,而是依靠農民願意接受它們。但『農民願意接受它們』,這種『願意』怎樣並由誰來决定呢?我們可以同憶:我們會以極大的堅持性支持蘇聯的農業集體化,不管農民的抵抗。我們所反對的是斯大林政權強迫農民的那種粗暴和兇殘。在中國公社的場合裏,並沒有證據表明北京政府是採用大量的強迫,但有頗多的證據表明是自願的農民合作。

  [事實是,公社是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的命令管理的。」(重點是本文作者所加)

  梁同志在上面引文內所表示的意見,完全為「中國的公社」的草案(洛城全國委員會委員所提出的)所採用,並為史渥培所特別支持和辯護(見「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第五頁)。同時,這也是他們支持和美化公社的中心意見,因而特別值得加以檢討。首先我慮指出,梁同志肯肯定公社是「自願的農氏合作」及「由公社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的命令管理的」,却沒有舉出任何「證據」,且不說[頗多的證據」和「事變」,單憑這點就夠表明他的判斷是缺乏根據的了。

  我在前面已經引述蘇達同志關於這方面的證詞:[公社化運勤帶有很大的強迫性……群眾根本沒有機會充分討論這些問題,一切都是由簡單的命令來決定」。以及蘇達同志居住接近大陸,能從中文閱讀官方一切報刊和文件,並從英文參考外國記者對公社情形的報告,且經常得與大陸往來的人們接觸,再加上他根本是擁護公社的一一所有這些條件配合起來,他的證詞應當是最可信的了,至少比之遠離中國,不能直接閱讀中文報刊,僅靠某些外國新聞記者的報導作根據的粱和史的判斷要可靠得多。現在姑且將蘇達同志的證詞放在一邊,讓我們從理論上和事實上來進一步加以檢討吧。

  一,公社所包含的農民佔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達五億人。像如此廣大的農民群眾,竟能於短短三個月間「自願地」或不被強迫地參加公社,而且是加入「生活完全集體化的」,即全體婦女放棄家務,同男子一同工作,並到公共食堂去吃飯的公社,這是可能想像的事嗎?

  如我在前面詳細地指出過的:列寧曾經重覆地強調地告訴我們,農民是保守的,實際的,「他們不相信空話」,「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公社是最好的東西。」因此,要「做到使全體農民個個都加入合作社一一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們也要十年二十年的工夫,才能通過這一歷史時代。」而中共既沒有在事前向農民群眾[做出最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公社是最好的東西」,竟在短短幾個月間「不用強迫」能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農民參加公社,即把「在最好的情况下,需要十年二十年的歷史時代」所能完成的任務,於短短幾個月內便完成!假如這真是事實,那麼,不僅列寧對農民間題的全部理論和戰略都被推翻,而且蘇聯近四十餘年及東歐各國十餘年來關於農業合作化或集體化的全部經騐也變得毫無意義了!!從這裏得出的唯一結諭只能是:中國農民與全世界的農民完全不同,不是「實際主義者」,不是「務實的人」。他們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或集體化的選民,不需要任何強迫,一聽到農業集體化的號召,一聽到建立公社的號召,便毫不猶疑的,自願地加入它們了!!!請梁和史思索一下這個結論的可能性吧!

  二,中國農民果真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集體化的選民」嗎?讓我們從官方刊物的報導中摘引幾段關於這方面的事實來看看吧: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報告杭州郊區建立公社過程的情形說:「貧農和中農考慮的問題,是害怕分配難合理,担心搞不好生產。上中農思想普遍動搖,害怕社大人多搞不好。]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報告四川省農民對公社的表示:「辛辛苦苦鬧騰了兩三年,好容易積累一些錢,眼看歸公社實在心痛。」

  一九五八年十月九日廣州南方日報報告中共廣東合浦縣委第一書記李潤華,合浦縣合作社部長何文里的報告中指出:[農村中的上中農,包括黨員和上中農出身的低級幹部,資本主義思想行為很突出,他們對辦人民公社是抵觸的,反對的,少數人還表現了生產工作消極,暗中大吃大喝,疏散家存糧食,挖取自留地青苗和宰殺家禽家畜行為。]

  一九五八年北京出版的政治學習第十期指出:[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不少農民還想繼續資本主義的道路。他們對於最後消滅私有制殘餘的公社不是表示歡迎,而是表示反對。甚至一部分黨員幹部也因為本位主義,反對消减私有制殘餘。這樣,就使他們成為人民公社的建立和鞏固的障碍。」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日北京大公報透露:「河南省實行公社化後,對糧、棉、烟、麻等的收打、採摘、調連、入庫等方面,丟失現象極普遍。甚至有十數包棉花丟在大路上四五天無人過問。」

  一九五八年紅旗十二期指出:「幹部當中對於人民公社來得如此快,如此大,如此公,思想準備也不是很快的。他們對於『共產主義能不能充分發揮勞動積極性」,也很担心。群眾中的兩條路綫的思想鬥爭,同樣反映在幹部隊伍中,……部分鄉村幹部也產生嚴重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有些社瞞產就是幹部帶頭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廣州出版的羊城晚報報導,粵省農民為逃避公社化,最近已洶湧流入城市,中共當局認為「這種現象,不僅使城市的戶口、社會治安增加了許多困難,而且影响公社的鞏固與農民生產情緒。」

  上面這些消息是官方報紙不經意地或另有作用地透露出來的。當然,對於農民對公社的真實反應,既不詳細,更沒有系統,且有不少歪曲。但由此已足夠證明:中國農民並不是天生的共產主義者或集體主義的選民。他們同全世界的農民一樣,至少本質上一樣,不僅是「實際主義看」,而且具有「資本主義的思想行為」,害怕「消滅私有制殘蜍],因而對「公社不是表示欺迎,而是表示反對」。他們反對的方式,一般是怠工,即「生產工作不積極」,[損壞農產物」,「宰殺家离家畜」,「逃開農村」等等。而且這些思想和行為通反映在中共的幹部中。

  「生產工作消極」降低了農業生產率;[損壞農作物」致使「去年,豐產沒有得到豐收」(如副總理鄧子恢所公開承認的)。至於「宰殺家禽家畜」則引起了普通的副食品慌,使得城市極難獲得肉類,難擭得肉類,甚至官方的人民日報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情形的嚴重性,大聲疾呼要求農民大量養家禽和猪等,以增加肉類,解決副食品的恐慌,但結果副食品恐慌還是繼續着。










  說到這裏便發生了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即:中國農民,至少一部分農民,對[公社」即「不是表示歡迎,而是反對的」,為什麼中共不採取斯大林那種「粗暴和橫蠻的方法」,而能於短短幾個月間使得五億農民加入公社呢?要解答這個問題,須從幾方面來說:

  一、農民中有一部分貧農,他們因人口多勞力少,在生產合作社按勞分配的制度下,他們的收入確不夠維持最低生活,致常常挨餓,當他們聽到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當然舉起雙手來贊成建立公社的。

  二、中共經過它的幹部,在農民群眾中盡力宣揚公社的「好處」,例如「公社是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最好形式,而且還包含着共產主義的萌芽。它逐步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殘餘,……搞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勞動婦女可以從家務中解放出來。實行工資制度,實行的辦法是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直接發給勞勁者個人……」並且說:公社『對公社的全體人員的吃飯、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喪等生活部分均由公社供給」  (見一九五八年的紅旗第八期所載《人民公社有那些好處》一文)在對公社這樣的美麗宣傳下,有不少農民,尤其是年青人,很容易接受它們,因而天真地甚至熱烈地贊成公社。

  三、中共自一九五七年秋天起,在農村中進行了廣泛反右派「社會主義宣傳運勤」。在「反右派」的名義之下,不僅打擊了富農分子,而且凡不滿意於中共集體政策的中農也遭到打擊。尤其是敢於公開批抨中共政策的左派分子所受打擊更重(如調送邊區或勞動集中營改造)。農民群眾經過這次「反右派」的嚴厲教訓之後當然對中共建立公社的命令不敢公然起來反對和攻擊了。

  四、中共有一千二百萬以上的黨員,又加上二千萬以上共青團員。這些黨員和團員的大部分都安置在農村中,掌握了農村一切經濟、时政、政治、軍事和警察的權力。這是每個農民都看得清楚的。如要堅決起來反對中共建立公社的命令,必然要遭到極嚴重的打擊的。

  前面這些情形配合起來,農民在利誘(實際是欺騙)和威脅之下,不管心裏願不願意,不得不接受中共公社化的命令。他們至多只能表示怠工,[對生產工作不積極」,  「砍掉果樹」,「宰殺家禽家畜」,暗中損壞農產物或逃離鄉村…以洩其胸中憤恨而已,蘇達同志封這方面曾給了如下的說明:「中共關於公社的政策,雖然是強迫執行,正如在其他許多問題上對待農民群眾一樣,主要非依靠暴力來實現,而是靠組織力量來實現。即使經過一程形式的討論,中共還能強迫農饑接受它的政策的。群眾既缺乏獨立的組織,也缺乏足以與中共對抗的政治參謀部來把他們的意見明朗化和系統化,所以他們對社會主羲的热誠常常被中共歪曲,而他們反對中共的政策常常不能生效。」

  「中共對公社的政策,雖然是強迫執行的」,「主要非靠暴力,而是靠群眾組織力量」。這種解釋是客觀的,正確的。但「依靠組織力量來強迫執行公社政策」雖與斯大林政權強迫農民的粗暴坦兇殘不同,但仍然是「強迫」,這正如列寧所說的:「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從外面,從旁邊去改造這些農場(在中國是建立公社一一本文作者)  ,那是完全荒謬的。」

  而且人們必須懂得,在實行農業合作化及公社化中,中共沒有採取斯大林的那種[粗暴兇殘」的方法,這是由於前者已從後者用暴力進行合作化所造成的無比悲劇中學到了一些教訓,因而盡量避免採取那樣的方法。就是戰後東歐各國的集體化的實行,也是「主要非依靠暴力,而是依靠組織力量」的。人們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結論說:「並沒有證據表明東歐各國政府是採取大量的強迫」呢?

  由前面理論上的分析和事實上的證明,中共領導層之實行公社化,不是出於廣大農民群眾的自願接受,而是由於強迫,應當是無可爭論的了。在這撞事實的光照之下,完全繼承了恩格斯和列寧所堅持的農民自願參加集體化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怎麼能對中共這種強迫農民參加公社的政策予以支持和贊美呢?!

  「中國公社的草案」說:「我們支持農村人民公社必須以農民自願接受它們來決定」。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不僅根據恩格斯和列寧對農民自願參加集體化的傳統立場,而且是忠實地遵守了我們的過渡綱領」中關於農業集體化的綱領。但梁同志竟公然敢對這個綱領挑戰(如他之抨擊農民自願接受公社的主張),單憑這一點,就夠表明他在公社問題上已離開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很遠了。而且他甚至公然宣稱:「我們以極大的堅持性支持蘇聯的集體化,不管農民的抵抗」。我要問:他這裏所謂的「我們」究竟指的是誰?托洛茨基主義者嗎?絕對不。托洛茨基主義者,當斯大林強迫農民群眾,即不顧「農民群眾的抵抗」而實行集體化時,都一致站在托洛茨基一起,嚴厲地批評了和堅決地反對了斯大林的集體化政策的。這不但有托洛茨基本人在那時所寫的不少文章為憑,而且他後來在「過渡綱領」裏以如下的公式確定下來:「如要在農民眼中恢復社會主義綱頷的令譽,必須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體化的辦法,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盆,而是為官僚的利益。」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在那時,那些「以極大的堅持性,不管農民的抵抗」,而擁護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的人,絕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而是各國斯大林黨徒。

  不錯,梁同志之擁護公社,是根據它的「本質上的進步性」。在他看來,『農民抵抗」與否,與公社的「進步性」並無關係。換句話說,他為了擁護公社的[本質上的進步性」,是不管農民的「抵抗」的。但這正是根本修正了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實施農業集體化的原則。因為他們雖然十分重視「農業集體化本質上的進步性」,但當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實行農業集體化時,他們却堅持主張必須看農民是否自願接受這樣的集體化來決定。闕於這點,我在前面已經詳細地引證過了。假如梁和史兩同志要否認恩格斯和列寧所堅持的這個「農民自願接受」的原則,便必須公開地說出來。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未實行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場時,他是公開地表明:恩格斯對農民的「過分謹慎的政策」是不適合俄國的。

  而且,假如梁和史兩同志要堅持他們的立場,便必須進一步公開提出修正我們的[過渡綱領J中關於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因為我們的「過渡綱領」是如此毫不含糊地寫着:「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頜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如依照粱同志等的主張,則我們的「綱領」中的[應……除掉」應該修改為「不應……除掉」。假如梁同志等是忠實於他們自己的思想邏輯的話,便應公開地提出這樣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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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同志說:「事實是,公社是選舉的委員會而不是由官僚的命令管理的。」這便等於說,公社的管理及其內部生活完全是民主主義的了。但[事實」究竟怎樣呢?  那種「委員會」是怎樣「管理公社」呢?這是關於實現民主制的最基本的問題。但梁同志等顯然對這些基本問題不感興趣,一聽到公社有「選舉的委員會」,便認為它們已實現民主制,再沒有[官僚的命令」了。

  「事實」果真如此嗎?讓我們來檢查一下吧。當公社化開始推行時,一切公社都是所謂「上動下不動」 ,即把原有若干的生產合作社合併起來,與原有的地方「人民委員會」聯合成立公社管理委員會。一九五八年八月末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說:「要實行政社合一,鄉黨委就是社黨委,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人民委員會」。這個決議到各公社實行時,就成為「鄉長就是社長,鄉黨委書記就是社黨委書記,鄉人民代表大會就是社員代表大會,鄉人民委員會就是社管理人民委員會。」這裏沒有舉行過任何選舉。隨後,當公社普遍地成立了時,某些公社會進行過選舉,選出了所謂「公社委員會」,執行了社內一切經濟、政治、軍事、警察及教育等任務。

  至於這些「公社委員會」的選舉方式,與以前人民代表會議的選舉完全一樣。由中共黨委提出候選名單,即指定黨委會的委員們或可靠的幹部為公社委員會的候選人,交給農民群眾去選舉。農民對於這一套,從過去人民代表會議選舉的經騐中,已很熟悉:這個候選名單只許贊成,不許反對的。所以當選舉進行時,他們只得依照那個候選名單投票或舉手了。所謂「公社委員會」便是如此這般的選舉出來的。

  而所謂「政社合一],實際就是[黨社合一」因為公社的社長幾全是中共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公社委員會的委員也差不多都是黨委的委員或黨幹部。因此,公社的經濟(包括生產和分配)、財政、政洽、軍事、警察、教育和福利等的管理權都完全由黨幹部操縱,特別操縱在黨委第一書記手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因而公社內最流行的口號是「書記掛帥」或「書記升帳」。這意思就是說,一切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問題都得由「書記」去處理。這樣,黨書記便成了公社的獨裁者,正如毛澤東是中央政府的獨裁者一樣(毛現在雖不當人民政府主席,實際上還是該政府的獨裁者。)因而我們可以說,每一公社都是中央人民政府的縮影。

  試問梁同志:像這樣選舉出來的「公社委員會」是合乎民主制的嗎?由這樣地「選舉的委員會」來管理公社,能代表群眾的願望和利盆,而不是出於「官僚的命令」,代表官僚的利益嗎?或者如史所說:「這看來更像是合理的民主形式」!(見他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第五頁。)

  假如梁和史真是這樣想和這樣斷定,那不僅包含五億農民的人民公社已實現了民主制,就是全中國,從中央的人民政府到各地方的政治機構都是民主制度的了。因為從中央到各地方的人民代表會議,都是同公社的委員會一樣,是經過认民選舉出來的。這樣,中國便根本沒有官僚獨裁,而已是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的民主政制了。這不但根本推翻了我們對於中共及其政權的性質的判斷,而且首先便否認了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在一九五五年通過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發展」那個決議(這個決議也為梁、史等所贊同的)。因為那個決議肯定中共是斯大林主義的黨,它的政權是官僚獨裁,因而政治革命是不可免的。

  事情還不止於此。依照梁和史的判斷的邏輯,則蘇聯及所有東歐諸國及北韓和北越都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或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國家了!因為蘇聯的「蘇維埃」及所有人民民主國家的「人民代表會議」,都和中國的人民代表會議一樣,是經過「人民投票選舉」或「普選」所產生的。你看一個錯誤的判斷或觀念,按其邏輯發展下去,其最後的結論是如何地可驚啊!正如中國諺語所說:「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托洛茨基會告訴我們:「蘇聯官僚以希特勒戈培爾式的普選權的虛構,來代替蘇維埃這個階級的機關。」(過渡綱領)假使梁和史沒有忘記這句話中所指的「普選權」的含意,他們就應該懂得現時中國公社中「選舉的委員會J是甚麼東西。實際上,公社的「委員會」就是「人民代表會議」的再版。而中國的「人民代表會議」則是直接從東歐國家翻印過來的。  至於東歐國家的人民代表會議」,不過是斯大林的「蘇維埃」的變種而已。所有這些「蘇維埃」和「人民代表會議」,都是在「普選」的掩飾之下製造出來,因而成為官僚獨裁的裝飾品。

  要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必須有一定的條件。首先要讓工人和農民群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級選舉實行不記名投票。最後,而且最重要的,要承認基於社會主義原則而組織的各工人政黨的合法存在和活動。但在今天的中國,同在蘇聯和東歐各國一樣,恰好缺乏這些條件。因而公社絕對不能單獨地實現真正的民主管理,它們的「委員會」,無論在形式上和內容上都不會與以前的鄉村或市鎮的「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委員會」有甚麼不同,公社的管理只能由「官僚的命令」來進行。這從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一些事實,如任意增加農民的勞動時間(從二小時、十五小時直到十八小時)和勞動強度,強迫婦女負坦與男子同等強度勞動,強迫農民拆毀他們的爐灶到公共食堂去吃飯等一一所有這些還不夠證明「官僚主義的命令」的橫暴嗎?!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還是中共搾取和控制農民的有力工具?


  我在前面曾引用過梁同志的話:「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形式,其進步性質,已由生產力的巨大提高……得到證明」,這句話當中的「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形式」又被「中國人民公社」的草案所採用,並給以如下的說明: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一種優越形式,超過在農業國過去所曾經試行過的任何形式。合作勞動的大規模運用以及農業產品的剩餘,能加快中國工業化所迫切需要的資本積累。在這方面,公社能夠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提供一個非凡的貢獻。」

  「公社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這是一種社會學上的評價。但要判斷一個社會經濟是否為「優越類型」,依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便必須分析它的內部結構,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是否矛盾,它的各種生產部門之間是否協調等。

  就現時的人民公社說,它是被規定為「農、林、副、牧、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全面結合昀社會基層組織」(見一九五八年「紅旗」第八期),這是將每一公社當作一種自給自足的無所不包的社會單位。它裏面不但包含了極大的烏托邦主義成分,而且是充滿了矛盾——人工造成的矛盾。例如,以各生產部門來說,公社既包含有「農、林、副、牧、漁和工業」,不管它的規模如何大(平均每社不過五千戶,最大也不過三萬戶,要進行如此眾多的生產部門,便絕不能有合理的分工與合作及各部門的專業化,因而不可免地要陷於混亂和落後或原始的狀態,這反過來一定降低農業生產,妨碍對農業的注意和工作,這首先便大大地分散了公社的力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公社要舉辦各種工業,甚至鋼鐵業(如土高爐)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不僅搞亂國家的工業計劃,而且遠遠超過它的能力。因為辦工業必須具有現代化明設備,才能與公社以外的工業競爭而維持其存在和發展,這種現代化的工業設備恰是公社無法辦到的。因而只能舉辦一些手工業工場(這些手工業工埸多是從手工業合作社接受過來的)。這便表明公社所能經營的工業在生產技術和方式上都是過時的、落後的,與現代工業相矛盾的。從這方面所表現的生產方式,公社不但不是「社會經濟粗織的優越類型」,反而成了落後的或保守的類型了。

  公社的鳥托邦主義表現在它的工農業並舉,企圖以此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差別,工人與農民的差別;以及通過公共食堂等,企圖以配給制來代替按勞給酬制等這些幻想之中。

  像這樣的公社,在它的經濟結構方面充滿着混亂和矛盾,以及烏托邦主義的成分,在未經過相當時期的實騐之後,即斷定它是一個「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假如不是輕率和武斷,至少是為時太早的。

  如果把公社當作「農業合作社的更高形式」(實際上,它真正的生產基礎是農業)看來,由於它的規模大和它所包含的農民勞動力多,它有可能進行大規模利用合作勞動增加農業生產,加速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資本積累。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具有下列的條件:

  一,農民參加公社必須是自願的。加入公社後,他們的生活必須獲得逐步的改善。只有這樣,農民才能積極勞動,提高生產。

  二,公社的管理必須實現真正的民主,即:公社的管理委員會必須由全體社員不記名投票選舉,且隨時撤換不稱職的委員。制定生產和分配等主要計劃時,必須根據農民群眾的實際利益,事先讓全體社員自由討論,並由他們投票表决。

  三,政府對公社的徵稅必須合理,收購公社的農產品必須規定合理的價格,並以同樣合理價格盡可能地把工業品供給農民。

  四、政府必須盡可能地帮助農民改革農業生產技術,盡可能地大量投資興辦農業機械廠(如拖拉機製造廠),化學肥料製造廠,電力站及運輸工具製造廠(如卡車製造廠)等等。以此逐步供給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設備,滅輕農民沉重的體力負擔,並穩定地提高生產力。

  沒有上面這些條件,單憑公社的規模大和勞動力多,不但很難提高生產,而且會引起農民群眾的不滿,以致降低生產。關於這點,波蘭的事實曾給了我們以最新鮮的證明。據哥穆爾卡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波蘭統一工人黨第八次全國會議上的報告稱,波蘭經過六年農業集體化之後,其農業生產的情形是:每一公頃(HECTARE)土地生產品的價值,由個體農戶耕種者為六二一.二茲羅提,農業合作社經營者為五一七.三茲羅提。這就是說,規模大勞動力多的集體農場的生產率,反而比個體農戶的低百分之十六·七。這證明,農業生產的增加,單靠規模大勞動力多是不夠的。



     






  現時中共所推行的公社化,恰好與前面所指出的條件相反。我已經說過,大部分農民是被強迫或被欺騙加入公社的。除極少數外,大多數的農民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變壤了。首先就是大大地增加了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而且絕大多數的婦女也被迫參加了與男子同等勞動強度的工作。但公共食堂所供給他們的飯盒,既不夠飽,更談不到口味和營養。所謂工資部分,不但數目極小,且常是拖延不發的。在這種情形下,農民的健康愈來愈壞,疾病愈來愈多,但醫藥却異常缺乏。單就這些條件來說,農民的生產情緒已經大大地被挫折了。

  公社內部的管理,已如我在前面指出過,完全是違反民主的,一切都由[官僚命令」來強迫農民執行。這當然要使得農民更趣於治極。

  政府對於公社的徽稅又遠超過了以前農業合作社的時期。農業合作社的農業稅規定為佔總收入百分之十五,至多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而公社成立後,政府對它的徽稅並不加以明文的規定,讓各公社自行決定,實際上就是叫公社盡量多納。以致公社的農業稅往往超過了百分之三十。例如河南省的睢縣紅星人民公社規定上檄農業稅為公社總收入百分三十二。

  政府收購公社農產物(公社的農產品除自己消費外,幾全部為政府所收購)也沒有規定一定的價格,常由當地收購人員和公社幹部决定。這些收購官僚和公社幹部為了討好上級,總是把公社農產品昀價格定得很低‘但政府配給公社的工業品,不僅數量少,品質壤,而其價格又往往超過市價。

  更壞的是,中共為使每一公社自給自足,盡量發展農、工、林、副、牧、漁各業,負担行政、軍事和教育等一切费用。因而公社的積累(所謂公積金)和開銷往往佔全部收入百分之五十左右。例如黑龍江省江南公社的行政管理費和公積金郎佔了全社收入百分之四十八,而有些甚至達到百分之六十。這樣,公社除了要檄納農業稅和公積金及行政開銷外,所剩下來的不過佔總收入百分之二十左右而已。在這種情形下,公社怎能維持社員的最低生活呢?!

  關於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革,中共雖然大肆宣傳,但實際上是極為漠視的。這只須舉出中央人民政府對一九五九年度農業投資的預算就夠表明了。據財政部長李先念在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一九五九年農業方面的投資為十億元,僅佔本年總預算三百十七分之十。像這樣少的數目,對如此龐大的中國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革能發生多少作用?在中共看來,中國農業技術的改革是農民自己的事,是公社自身的任務。所以中共官方報紙拼命鼓吹公社改造製造農具,積肥及挖深土地等等。

  中共對於農民的基本政策,在農業合作社時期已經是盡量加強農民的勞動強度來增加生產,通過徵收農業稅,收購農產品及配給工業品等手段來搾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以此應付它的龐大官僚機構的開銷和「加速中國工業化所急需的資本積累」了。

  但農業合作社不但規模小,而且太過分散,不容易控制。所以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初視察河南省幾個試辦的公社後,立即宣稱:「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這裏所謂「便於領導」,顯然是指「便於」官僚任意搾取和控制農民群眾。事實正是如此。

  因為公社把許多農業合作社合併起來,便集中了廣大的農民勞動力,並藉助於公共食堂普遍的舉辦,把全體婦女從「家務奴隸」中解放出來,便更擴大了勞動力。這樣,便能夠實行「大規模使用的合作勞動」和提高「農業剩餘產品」,從此,通過公社便容易微收更高的農業稅及以更低的價格收購農業品和高價配給工業品等等。這還不夠表明:公社已成為中共搾取農民剩餘價值的最便利的工具嗎?!

  要盡量加強農民的勞動強度和搾取農民的剩餘價值,勢必引起農民的不滿和反抗。因而嚴密的組織、監督和控制是絕對必須的。這便是「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的秘密所在。中共為了貫徹這種「三化」政策,故於公社運動開始時即特別推行民兵組織的運動。關於這點,擁護公社的蘇達同志曾作了如下頗為深刻的分析:

  「在公社運動開始時的廣泛發展民兵組織的運動,其主要目的顯然是在於用軍事的組織和紀律去管理公社的生產和生活。在純粹軍事制度方面,中共的政策並不是逐漸用民兵制來代替脫離生產的正規軍,而只是用民兵來作為正規軍的助手和後備兵員。民兵只有若干落後的武器,主要是由地方的工廠製造的。民兵中又分基幹民兵與普通民兵。共黨保持着對民兵的「絕對領導」,武器都掌握在被認為「可靠」分子手裏」(我們由經騐知道,凡是對官方政策有所批評的,都一律認為不可靠分子,而左派的反對分子也被劃入「右派」的範疇。)

  「毛澤東說:『民兵是軍事組織,又是勞動組織,又是體育組織。』這話被奉為民兵組織與指導的原則。按照這原則,社員不但在團、營、連等組織受軍事訓練和扭任某些軍事訓練和担任某些軍事動員,而且在同一組織受同一軍事長官指揮着從事生產勞動,甚至過日常生活。配合當時大力推行的「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和「分配供給化」,民兵組織對於農民群眾說來,實際成為用嚴酷的軍事紀律來絕對控制農民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制度,完全消滅了任何個人的自由,其軍事意義反而成為次要的了。」(見「論人民公社」。着重點係本文作者所加。)

  不錯,中共「感受到群眾普遍不滿之後」(蘇達同志的話),在去年十二月的六中全會上宣佈;「民兵組織和生產組織領導機構應當是兩套」,決不允許借口組織軍事化,或者利用對付敵人的民兵制度,而使公社和民兵組織的民主生活受到絲毫的削弱。但這種官話並沒有改變「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和-生活集體化」的實質。因為農民是被組織在生產隊裏,而生產隊則分成大隊、中隊和小隊的各級除伍(約等於團、營、連等),每除有隊長。隊長規定每天早上在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地點集合,排隊至工地。在工作時,隊長手拿着擴聲筒指揮、監督和催促隊員工作。放工時間由隊長隨意决定,假如他認為必須延長期間,就得延長。放工後,一樣排隊到公共食堂進食。這還不是軍事化的勞動組織嗎?

  此外,公社的社員除了在生產和努配及生活各方面聽命於社長和隊長的指揮之外,他們還得聽命於社長或生產隊長的任意調動,例如,被派至離家頗遠的地區,必須與妻子分居,不得違抗等。而且凡社員,不得社長的許可,絕對不能離開公社。事實上,社員沒有取得社長的許可證,到任何地方都不能獲得工作,找到住和食。這樣,公社的社員們就好像中世紀的農奴,完全被限制在公社的圈子內了。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當城市工廠需要勞動力時,必須通過公社,由社長指派。這種指派當然首先落在被認為積極分子的身上。因為到城市工作,在農民眼中已成為一種幸運的工作。這樣,農民參加城市工業生產這點自由權完全被剝奪了。

  前面所敘述這些「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及「生活集體化」的實際情形,在現代任何一種「社會經濟類型」中是看不到的,只有在某種勞動集中營裏才能發現出來。

  因此,我可以說,現時的中國人民公社,不管它們所包含的進步性如何,但由於中共強加於它們的種種矛盾、混亂、強制和剝奪,不但很難談得上是「社會經濟組織的優越類型」,反而成了中共搾取和控制縷民的有力工具了。像這樣的公社,不但不能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提供一個非凡的貢獻,反而要引起農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不信任和反感,因而大大地損害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正如列寧所說的:「農業公社是個很晌亮的名稱,是與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有聯繫的。如果公社在實踐上表明自己是奠正在進行認真改良農民經濟的工作,那才名符其實,那時就無疑地會提高共產黨員和共產黨的威信。但往往也有這樣的情形,公社只是激起農民對自己的反感,而『公社』這個名詞有時甚至變成反對共產主義的鬥爭口號。」(見中文本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六五二頁)


     






  當本文寫到這裏時,中國大陸發生了兩件極重要的事件,並為各方面的報導所證實了的。這就是普遍的糧食恐慌和許多公社取消了公共食堂。前一種事實從反面證明,中共大肆宣傳去年糧食增加一倍是不可靠的。假如去年糧食果然增加了那麼多,怎麼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恐慌,以致公社每一個社員的配糧減少三分一,甚至一半,同時城市居民亦極難獲得足夠的糧食,這除了說明去年糧食大增產是虛報外:很難找到另一種解釋。

  公社所建立的兩大「原則」,即所謂「大」和「公」,公共食堂便是「公」的具體表現之一。現在許多公共食堂,至少是廣東省的許多公共食堂已被解散了。與之連帶被解散的還有托兒所。這樣,婦女們又從社會的生產勞動回到「家務奴役」,即同到家庭去做飯和帶孩子去了!關於這點,國務院副總理已公開承認「集體吃飯已告失敗」,「將來農村家務社會主義化必須以自願為原則」。這就表明建立公社的基本原則之一已在被放棄的過程中,公社已在「原則上」開始暴露其破產了。

  糧食的普遍恐慌和一部分公共食堂被迫解散,這無疑反映了中共關於公社化的強迫政策所引起的嚴重危機。在這種危機面前,中共的領導已不得不籌謀對付。現在已有某些跡象表明,毛澤東等似乎正在會議討論公社問題。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像去年中共六中全會的决議一樣,中共再來一次對公社政策的「調整」。就是說,在農民群眾及全國人民愈來愈不滿的壓力之下,中共又對公社經騐主義地作某種改變,以此緩和農民及全國人民的不滿。但中共的領導層,特別是毛澤東,為了維護其公社政策的絕對正確或基本上正確,是絕對不會放棄他們搾取和控制農民的基本政策的,這樣,公社還將繼續稚持下去,因而公社的危機將繼續發生。

  「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將來看到中共對公社政策作某種改變時,也許會說,這是我們預見到的:「其組織活動方式似乎將有進一步修改。不過,這類修正,甚至從現下狀態後退,決不會喪失公社的進步性質,好像波蘭從集體化後退所招致的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讓位給私有制與個體生產那樣。」

  上面這段話裏,把「公社的進步性質」與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割開來,當作評價公社的唯一標準,其錯誤,我在前面批評梁同志的觀點時已經提出過。這裏值得特別談談的是關於波蘭農業集體化的改變,是否「已否定了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

  我在前面會提到哥穆爾卡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波蘭工人統一黨第八屆全圖會議上舉出波蘭的農業生產情形,集體農場的生產率較之個體農戶經營的要低百分之一六·七。哥穆爾卡從這個事實的經騐中體會到,集體農場生產的低落是由於強迫集體化政策的後果。所以當他掌握政權後,便將一些不夠條件的集體農場加以改組或解散,並停止強迫執行集體化的政策。但哥穆爾卡這樣做,並非已否定集體農場進步性質,讓位給私有制及個體生產。他只是認為農業集體化必須取得農民的同意並與機械化配合起來,才能順利地實現農業集體化和提高農業生產。這從他本年六月二十二日在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二次中央委員會議上所作關於一九五九一一一九六五年『波蘭農業的中心任務」的報告裹明白地表示了出來。

  在這次報告中,哥穆爾卡強調發展農業計劃的重要性,在發展農業中r增加農業人口的實際工資和收入具有決定的意義」。

  因而「一九五九一一一九六五年的農業投資為—千三百億茲羅提,其中生產投資為九百億茲羅提」,這些生產投資即用於機械化,改良土壤及「在農村建立一百二十萬間住房及生產用的建築物」。他並特別強調,波蘭將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間製造一十一萬二千架拖拉機,以此帮助提高農業生產和促進農業集體化。這個報告的結論是:「黨堅持農村社會主義改造這一綱領。同時,認為這個改造只有在建立大規模集體農業經濟,即生產合作化的情犹下才能完成。但這個改造的目的首先是擴大農業生產。只有經過農民的同意才能建立集體農民經濟。」(着重點係本文作者所加)從上面所引哥穆爾卡報告中所強調的主張和結論,可以充分證明,波蘭農業政策的「退却」,不是「已否定了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讓位給私有制與個體生產」,反而是注意了農民的實際利益和同意,即在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上,放棄了斯大林的強迫方法,回到了,至少接近了列寧的立場。但「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竟把一種接近列寧立場的農業集體化的政策描繪成為「否定集體農場的進步性質」,這不僅輿事實完全不符,而且表明該作者對中國公社所採取的錯誤立場又運用到批評波蘭所改變的農業政策上去了。對某一事物的錯誤觀點往往要反映到另一同樣事件的判斷中,這裏又一次獲得了證明。

  我以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懂得哥穆爾卡執政後,在波蘭施行的農業政策,在原則上是正確的,是能夠注意農民的實際利益和自願原則的。不管哥穆爾卡在其他某些問題上還保持斯大林主義的觀點,但在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上,他是第一個拋棄斯大林的強迫方法而回到列寧立場的人。從這一點上說,他比之毛澤東是遠較正確的。

  現時中國人民公社已暴露了它的種種矛盾和嚴重危機。為了避免危機的繼續增長及其可能發生災禍後果,便必須接受波蘭的經騐,來一次勇敢的「退却」,印從極端的冒險主義同到列寧的立場,依照農民的實際利益和自願原則,對公社進行一次徹底的檢討和改變。關於這點,我將在下面「我們對公社的態度』中加以詳細而具體的說明。                                                                                                         





     






  關於梁和史兩同志再說幾句


  關於梁和史兩同志支持公社的主要論據,我在上面已經分別地加以批評過了。這裏所要特別指出的僅是他們研究公社問透的態度和基本傾向。

  就梁同志對「關於中國人民公社決議草案」的全部批評看來,他對公社的判斷既無任何理論或歷史經騐的根據,更缺乏事實的證明。例如他說「草案大部分重覆羅比特文章的罪惡和錯誤」,但羅比特文章中關於中國公社的「罪惡和錯誤」究竟何在,他沒有一句話交代。由此證明他對別人的意見是憑空武斷而一筆抹煞的。但在我看來,羅比特的文章的一般立場,尤其是他的結論,基本上是正確的,就是它所引證的事實也是謹慎可靠,經得起批評的,至少此之粱同志所引證的事實要可靠得多。

  粱同志之支持公社還有一個特別論據,那就是「資本主義的宣傳家們不斷的對公社作大肆宣傳的敵視攻擊,更加使我們需要採取一種明確立場,它主要是一種階級鬥爭的立場:擁護或者反對公社。」(着重點係原有)依照梁同志在這裏提出的「階級鬥爭立場J的公式,即是:凡「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所「敵視攻擊」的我們就得贊成,反之,我們就應反對。但這是一種極端機械的形式邏輯,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毫無共同之點。

  大家總還記得,當一切「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不斷地猛烈地抨擊斯大林的官僚獨裁時,如果依照梁同志的「邏輯」,就必須支持後者。但托洛茨基不但沒有支持它,而且給它以更深刻的批評。所不同者則在於:「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之猛烈地批評斯大林的官僚獨裁制是把它當作布爾塞維克主義和社會主義財產制的派生物;而托洛茨基則認為這種官僚獨裁制恰好是背叛了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後果,因而妨害了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合理發展。

  最新鮮的例子是:當蘇聯的坦克車摧毀匈牙利的革命時,所有的「資產階級宣傳家們」更是瘋狂地攻擊了蘇聯,那時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因此停止了我們對這同一事件的嚴厲批評。所不同者,「資產階級批評家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上來批評『蘇聯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我們則站在匈牙利工人階級和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上批評了代表大斯拉夫主義的克里姆林宮的背叛行為。在那時「採取一種明確立場」的,乃是後來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馬西(MARCY)及其追隨者們。

  今天「資產階級宣傳家們」之不斷地猛烈地批評公社,是因為他們認為它消滅着他們認為神聖的私有財產制的殘餘及照之相聯的神聖的家庭制度。而我們則認為在物質和文化條件遠未具備之下,中共以強迫的方法於極短期間內實行公社化,企圖以此消滅私有制的殘餘及以社會主義的集體生活代替家庭生活,乃是一種違反農民意志的冒險主義,對於工農聯盟和社會主義事業都是極有害的。我們批評公社,在表面上好像與「資產階級宣傳家們」相同  ,但其實質,其代表的階級立場是相反的。這正如法國的諺語所說:「兩個人說着同樣的話,而其意義完全不同。」史同志的文章,「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雖然以頗多的篇幅引用了幾個外國記者訪華後的報導(姑且不論這些報導的真實性如何)來證實他的立場。但不幸,他引的事實不是與公社毫無關係,便是其自身被宣告破產了的。例如,他說:

  「一,由公社所設計的巨大工程計剷不是沒有意義的……MONTREAL的報導者提到一個目睹的具體例子說:

  在北京附近有一個水壩和儲水庫,由四十萬人於驚人短促的一百六十天內築成。」

  但這個「巨大的水壩和儲水庫」即是離北京很近的「東陵水庫」,不但是在公社化以前的成就,而且是由中共中央動員了北京的廣大工人群眾和近郊的農民建立起來的。

  「二,此外,經濟成就和文化進步還可以由小學生的增加表現出來,小學生由一九五七年的六千四百三十萬,於一九五八年九月增到八千四百萬。」

  這裏所指出的事實(姑且承認是事實吧!)恰好又是在公社化以前的成就。因為公社正是從一九五八年九月才開始普遍地建立的。

  前面兩個例子便足夠表明史同志為了辯護自己的立場,真不惜濫用與公社毫不相干的事實作為「證據」來贊揚公社的優越性和成就。單憑這點,就夠表明他研究重要問題是如何地輕浮了!

  史在他的文章後面花了不少篇幅敘述中國不斷革命的問題,除了暴露他對這個問題的錯誤了解外(可惜我在這裏沒有篇幅來批評他),竟沒有一句話提到中共所追求的「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周恩來與尼赫魯所簽訂的「五項原則」)。這種外交政策正是完全繼承了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現時毛澤東把它發展成為「一阁共產主義」)的違反不斷革命的極端反動的政策。毛澤東在國內政策上之時而極右時而極左的根源正在於此。因為他不相信,也不懂得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特別是先進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封於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定作用。所以他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便始而向資產階級和地主盡量謀取妥協,企圖以此在幾十年內建立「新民主主義」的,即非社會主義和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迄至遭到帝國主義的進攻(特別是美國向朝鮮的進攻)及國內資產階級地主反攻的壓力之下,才經騐主義地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極左的冒險主義,即企圖盡力搾取工人和農民的剩餘價值來加速發展工業,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而他之不顧一切地在極短時期內實行公社化,即是此種一國社會主義,甚或一國共產主義之登峰造極的冒險主義的表現。

  此外,而且更為重要的,在梁和史兩同志討論農村人民公社的文章中,竟沒有一句話提到恩格斯、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實行土地國有化及農業集體化必須獲得農民同意或自願的這個極為重要的原則。這便表明他們在有關五億廣民實際生活的公社問題上,如何地輕視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傳統立場和我們的「過渡綱領」中對工農聯盟的綱領了!!

  正由於梁和史同志們完全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對農民問題的傳統立場和我們的「過渡綱領」,所以他們對公社的立場便與修正主義者的巴布洛達到一致,至少極為接近了。

  巴布洛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的「國際季刊」內,以揚·保爾·馬丁的筆名發表了「中國的不斷革命」一文,在該文內,他除了宣揚「中國現時是處在不斷革命的狀態中」及它的工農生產如何獲得驚人的發展外,主要是論敘中國人民公社化後的偉大意義。例如他說:

  「所有這些,都不單純是誇耀、偽善或幼稚,而是值得驕傲的一一是中國面對二十世紀世界之磅磗氣概的表現。中國在它的機體內感覺到有一種無可限量的力量在覺醒。中國對世界的看法,與任何強國不同,或許夾雜着孩稚氣,這孩稚氣,對一個昨天還沉睡在過去時代,而今天則帶着如此狂熱和衝動進入原子世紀和真正巨人時代的國度來說,倒是正常的。」

  巴布洛除了上面這類抽象的贊揚外,他聲稱:「公社的管理委員會實際上就是有名的城市委員會一一蘇雜埃」,這個對公社的政治上的評價與梁和史同志的意見,即「公社是由選舉出來的委員會管理的,不是由官僚命令來管理的」差不多是一致的。

  巴布洛對公社這種評價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早已根據他的修正主義的觀點評斷中共及中共政權的性質。而他對人民公社這種評價不過是他的修正主義思想的邏輯發展而已。以前堅决反對巴布的昀修正主義的粱和史同志,今天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幾乎與後者達到了同樣的政治結論,這是值得他們反省的。

  最後,我應當就便指出,在人民公社問題上,梁與史同志所表現的錯誤遠超過了蘇達同志。因為後者不但沒有過分美化公社,而且還根據事實對它作了頗為嚴肅的批評。他的錯誤僅在於太過重視了公社大生產的優越性,因而看輕了農民自願參加的原則。所以他的錯誤不是原則性的,只是一種偏差,是容易改正的。而前者的錯誤則已走到原則的交叉點了,如果不及時退回,便將陷入修正主義泥坑中。                                                                                                         





     






  我們對公社的態度

  一,我們一向主張並堅持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認為這是把分散的個體農民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唯一可能的過渡形式。但同時我們堅持恩格斯和列寧關於實施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所指示的原則,即托洛茨基在我們『過渡綱領」中所規定的原則:「制定土地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綱領時,應把沒收小農財產以及強迫他們集體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這就是說,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必須說服農民,用實際的例子說服農民,使他們相信,農業集體化對於他們是真正有利的,因而讓他們自願參加。

  因此,我們曾經同托洛茨基一起嚴厲地指責過斯大林的強迫縷業集體化,認為這些辦法的施行,並不是為着農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為着官僚的利益。

  二、如果把農村公社看作更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根據農業集體化的一般原則,我們是贊成的。但認為這樣大規模的集體化再加上全體農民生活的集體化(如以公共食堂及托兒所等的集體生活來代替家庭生活),這就更加要用說服農民,用實際的範例來說服農民,使他們自願參加。

  而現在中共所實行的公社化政策,比它以前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的政策,帶有更大的強迫性,是一種更大的冒險主義。因而更不是為了農民或工人的利益,而是為了官僚的利益。

  三、像這樣強迫地實行的農村公社化,強迫全體農民的「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及勞動強度的異常增加,不但給廣大的農民群眾帶來了無數的不便、痛苦和健康的損害,而且其中充滿着矛盾,不僅將使農業生產趨於低落(如城市工人及居民日常所必須的蔬菜及肉類等副食品,現時已臨到極恐慌的程度)  ,而且將大大地妨碍工農的聯盟,最後將爆炸成為農村混亂乃至叛亂的災害,障碍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四,面對着這樣極度嚴重的局勢,為了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的利益,為了鞏固工農聯盟的利益,我們認為現時的公社必須進行如下的根本處理:

  ㈠  現時公社普遍的建立,既缺乏客觀的條件,又完全違反絕大多數農民的志願和利益,便應當把公社是否存續的問題提到全體工人,特別是農民面前,進行一次毫無限制的民主討論,讓各方面表示意見。最後,讓每一公社的全體社員舉行不記名投票來表次。如果全體社員或絕大多數社員贊成公社繼續存在,公社當然可以繼續進行。如果絕大多敷反對,公社便應當解散,重新分開建立較小規模的生產合作社。而且不願加入合作杜的農民,也應當分給土地和農具,讓他們獨自經營。

  ㈡  由公社社員大多數贊成繼續經營的公社,其管理委員會必須由全體社員用不記名投票選舉,且隨時撤換不稱職的委員。公社的生產、分配及其他重要的福利計劃,必須事先交給全體社員公開討論,徵取大多數的意見才能決定。尤其是公共食堂及托兒所等,應採取讓社員完全自由參加的原則。就是公社解散後所重新建立的生產合作杜,也必須實行上述的同樣辦法。即那些從公社脫離出來從事個體經營昀農戶,也應予以適當的資助。

  ㈢  政府對於繼續存在的公社,或從公社分開出來的農業合作社,乃至個體經營的農戶,徵收農業稅必須予以合理的規定。至多不得超過他們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在收購公社或農業合作社等農產品方面必須規定合理的價格(即按照市場的一般價格),同時以合理的價格將各種工業品供給農民。

  ㈣最後,政府應儘可能撥出大量資金發展機械、化學肥料、電氣站及冶蟲農藥等,以此使農業逐步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並穩定地提高牛產,節省勞動力。

  五、為要貫徹上面所指出的措施,不但必須徹底排除現時官方所宣傳的幾年或十幾年在農村實現共產主義的荒唐幻想,而且應公開宣佈:中國要實行真正的集體化,提高農業生產,保證五億農民生活的真正改善,與整個國家工業化一樣,只有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下,獲得先進國家工人階級的援助,才有可能。因此,「一國社會主義」或「一圖共產主義」及與之相聯的「和平共處」等幻想,必須從根加以排斥。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應當轉到援助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首先是援助日本和印度的無產階級革命。正如羅比特同志所說:「西歐和美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成功,將會帶頭制訂出世界社會主義的經濟計劃,使中國能夠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取得巨大的躍進……單只日本實現了社會主義,就會於晝夜間改變中圆的遠景。這兩個國家的經濟自然會連結在一起。日本將會給中國的農場大量生產電力抽水機、飛機、馬達、貨車、起重機和疏濬機……且使工農發展獲得應有的裝備。」





     






  附  記

  當本文寫完約二星期後,我收到了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報,其中登載有「國家統計局關於修訂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的公告」及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增產節約的決議」,現在將這兩個文件中說到與一九五八年的農業生產的增長及與人民公社有關的幾點摘錄下來,並給予簡略的批評,以作本文補敘。

  「國家統計局關於修訂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敷字的公報」說:

  「一九五八年的農業生產獲得我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豐收。農業統計機關由於對這個空前豐收的產量估計缺乏經騐,在多數情况下估計得太高了;同時由於對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得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這就拋棄了一些,與估計敷字有了距離。經過今年上半年反覆核實,過去公布的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有幾項是偏高的。茲將修訂的一九五八年農業統計數字公布如下:糧食總產量五千億斤,此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棉花總產量四千二百萬坦,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八。……」

  由上面這個「公布」的說明及其列出的農業統計數字(這些數字是否真實還是疑問)看來,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一、 原來中共所發表的關於工、農業的統計數字,不是在生產完成後,根據生產增加的實際數量統計起來的結果,而是出於事先的「估計」或推測。這是中共統計數字的秘密的第一次的自我洩露。這種洩露當然是在糧食普遍短缺,城鄉民眾極度不满、指責和懷疑去年大豐收的強大壓力下逼迫出來的。但由此人們可了解中共一貫宣傳的工農業生產如何大增加的統計數字的虛偽性了。

  二、 「對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不很好,割、打、收、藏的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這就拋棄了一些,」為什麼公社建立後的「秋季大豐收的勞動力安排不很好」,以致「拋棄了一些」農業作物呢?很明顯,因為大多數農民是被強迫加入公社的,所以他們用怠工,用破壞農作物的收穫來洩憤。

  三、 去年糧食的總產量是五千億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五,而不是增加一倍;棉花增加百分之二十八,而不是百分之六十。這輿「中國人民公社(草案)」的作者所根據的「農業生產大增加」相差是如何之遠啊!這尤其給了史渥培同志一個重大的打擊,因為他會經強調說:「這樣,對中國幾億人口的食物問題已產生了革命的改變,一九五八年的穀物總生產量驚人地達到三億七千五百萬噸,此一九五七年的一億八千五百萬噸增加了一倍。今天,這樣龐大而擁擠的人口,已從營養不足和飢荒的舊日進到食物足夠的生活水平。被稱為是糧食和人口權威的約翰.奧爾已確認到這點,他最近訪問中國同來宣稱:中國已解决了糧食問題。」(「見中國第三次革命及其公社」)根據中共自己新公布的糧食統計數字,不但證明史同志所極力贊美的糧食增加一倍是虛偽的,而且證明他所極力推崇的那位『糧食和人口權威」的約翰·奧爾的「確認」也是這樣不可靠的了!(因為中國現在正鬧飢荒啊!)

  四、  我在我的文章中會說關於農業生產敷字的增加「官方的報導總是誇大的」。「糧食普遍恐慌」的r事實從反面證明,中共曾大肆宣傳去年糧食增加一倍是不可靠的, 」是「虛偽的」。我這種對中共官方報導的不信任,只是根據於我們對斯大林主義官僚的所言所行的一般不信任而來。現在中共自己公布的農業統計數字,不但證明我們對官方的「不信任」是完全正確的,而且遠超過我們想像。因為它的前後報導竟相差百分之六十五!這對於那些單依靠官方報導來研究和評斷中國工農業發展情况的人們,尤其是對於迷信官方報導的史同志,是一個何等嚴厲的教訓啊!

  中共八届八中全會(一九五九年八月二一十六日)「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決議」,其中值得特別指出的有以下幾點:

  一、  「決議」說:「在整社中貫徹執行了分級管理,分級算帳,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這就等於「在原則上」取消了「部分地按需分配的配給制」,也就是「從原則上」拋棄了公社原來擬定以「配給制」逐步地代替「按勞給酬制」以此走向「共產主義」的方針。這表明中共的烏托邦主義在事實的嚴厲教訓之下,又回到它的出發點。同時又反映出來一種傾向,即:中共企圖藉「多勞多得」這種物質利益的刺激,驅使一部分農民(即有強度勞動力的農民)拼命苦戰以達成其「大躍進」的目的。但這一企圖不可免地要產生兩種惡果:一方面損害農民的健康;另一方面促進公社內的農民的貧富兩極分化。

  二、  「……確定了在目前階段中公社的生產資料實行三級所有制,生產隊一級所有權是基本的,公社一級所有權是部分的……,生產小隊也應該有部分所有權。」公社內這種三級所有制中,從r生產隊的所有權是基本的」這點看來,公社在實際上已朝着以前的生產合作社倒退了。因為生產隊事實上相當於以前生產合作社的規模,並多半是依照以前的生產合作社的基礎改組而成的。關於這點,中共官方也承認:「在目前的人民公社中…大體上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的所有制是基本的。」(見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報社論「人民公社萬歲」重點係我所加)這樣,從生產和分配看來,特別從「所有制」看來,公社在實際上差不多已分解成為原來的生產合作社了。這是值得頌揚公社的「大生產優越性」的人們(如蘇連同志)或美之為「社會經濟組織優越類型」的人們(如粱同志等)加以反省的。

  三、  「農村公共食堂應當堅持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原則。食糧依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憑票吃飯,剩餘歸己。」我已經指出,強迫全體農民加入公共食堂這種粗暴措施「是絕難繼續維持下去的,在不久的將來將被迫改組,乃至大部分解散……」現在中共公開承認「公共食堂……自願參加的原則』,便等於在r原則上」承認它以前強迫農民參加公共食堂是錯誤的荒謬的。同時也就承認了婦女重新回到家庭燒

  飯的「原則」。這樣,婦女又要回到『家務奴隸」去了。這對於極力贊美公社把婦女從「家務奴隸」解放出來的粱同志等,不啻是一盆冷水!

  四、  「根據去年農業生產的核實情况……八屆八中全會建議國務院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一九五九年的計劃提出適當的調整……糧食昀產量比去年核實的五千億斤增長百分之十左右。」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原來計劃定為一萬億斤,即比一九五八年未「核實」的七千五百億斤增加百分之四十。現在「調整」的計劃此原定的計劃差不多少了一半。由此表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官僚對於農業生產計劃之任意亂訂,其無知、魯莽、混亂、自相矛盾達到如此可驚的程度!

  同時,從調整的計劃證明我們關於農業的增產,在缺乏現代化的機械與化學肥料等設備的條件之下,「還是緩慢」的判斷,是不可爭論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判斷,在這裏又獲得一次小小的勝利。

  五、  「中共八届八中全會號召全黨和全國各民族人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克服某些不堅定分子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情緒」。但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情褚」?那就是「懷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見周恩來八月二十六日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報告)  ,認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遵動」(見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反右傾……」的社論)。

  從中共「反右傾機會主義情緒」的號召中,從人民日報的社論特別「反右傾」和高呼「人民公社萬歲」的聲波中,反映出在廣大的工農群眾和中共黨員中批評和反對中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斥這種運動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是非常普逼而強有力的。周恩來公開承認說:「這種思想和情緒,近兩個月來已有發展」(見上引同一報告)。這便表明中國的工農群眾和下層共產黨員已從他們實際生活的經騐中體會到中共強迫實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冒險主義的惡果,因而掀起了廣大的憤慨和批評。

  中共對這種群眾的憤慨和批評,一方面是用些改良的讓步(如這次次議中所表現的)來緩和群眾;另方面則以「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名義去鎮壓他們。但在它的冒險主義政策,它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沒有根本改變之前,群眾的憤慨和批評還是要繼續發展的。因此我們有理由預言,公社是不穩定的,公社的危機遼是耍繼續發生的。要避免危機的爆發,只有實現我們所提供的主張(見「我們對公社的態度」)才能達到。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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