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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赏] 彭述之 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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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5 12:46: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故国平居有所思 于 2015-3-25 13:04 编辑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pengshuzhi/marxist.org-chinese-peng-195001.htm


(一九五〇年一月)


  *本文原本写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间。后来,由于被迫离开香港,没有写完就放下了。一直到最近清理旧稿,才把这篇三十多年前写的文章找出寄来。作者认为“文内对毛泽东这个‘理论’的批判(尤其对毛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都保有原来的价值。至于本文没有写完的部分,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后来毛在这方面的实践,即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路线(具体表现在《共同纲领》中),很快被迫加以改变,已足够证明毛的有关主张的破产,经不起证验了。”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曾经写道:
  “马克思学说,在今日的遭遇,正和历史上数见不鲜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领袖们和革命思想家们的学说所遭遇的一样。在伟大革命家活着的时候,压迫阶级经常的缉捕他们,对他们的学说极端的憎恶,极端的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与中伤。在他们死了之后,便企图把他们作为无害的神像,所谓把他们加入圣人之列,略略表彰他们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这个革命学说的锋锐,使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制造’马克思主义。他们忘记、抛弃、曲解马克思学说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们把那资产阶级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分,提到第一位,而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第一至二页)
  列宁所描述这一极端可鄙和险恶的情景,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放肆姿态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演出来!主要不同之点:在当时的“工人内部运动”导演背叛角色的,是与列宁敌对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至今天却是自称列宁的继承者的斯大林及其党徒(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现时的中国,甚至整个的东方,毛泽东已成了这一串演背叛角色的第一号“明星”。
  毛泽东自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发明其“新民主主义”,并著之为《新民主主义论》后,不但由“中国共产党”(这是共产主义其名而背叛其实的政党)大肆宣传,并已由该党当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写在它的党章上面了。(见《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中共是没有党纲的,承认“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就等于承认毛泽东的一切写作或毛泽东本人为“党纲”!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古怪现象。)随后,更继续获得了各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党派”或“民主人士”所“接受”,所拥护。(以前,这些“党派”或“人士”的领袖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与思想,差不多都是“极端憎恶,极端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中伤”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指出李济深、黄炎培、张东荪、马叙伦、罗隆基、章士钊……一批人的名字就够了。)迄至最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甚至通过所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共及各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所指派的代表会议)而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了。(见《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序言”)虽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较之以前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机会主义”要远为浅薄与荒唐,但在“中共”的军事冒险空前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之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迷惑了千百万的群众,我们迫于历史的责任,为了将中国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及一切革命分子从“新民主主义”的骗局下解脱出来,为了尽可能挽救中国免于未来的巨大灾难,对于毛泽东这浅薄而荒唐的“新民主主义”,不得不进行较有系统的检讨和批评。虽然,这一检讨和批评,因各式敌人的迫害而拖延了时间,但现在来完成还是不算过迟的。

“中国历史的特点”究竟何在?
  毛泽东为了建立他的“新民主主义”的“体系”,首先便希图从中国历史上去搜寻一些“特点”,来作为他的“历史根据”。下面便是他所发明的“特点”的总结: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即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见《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
  这一“总结”,虽然是一种纯粹抽象而又十分幼稚的图式,但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特点”与“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之曲解与无知,却已充分给暴露出来了。让我们先从“中国的历史特点”说起:
  “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单只这一图式,就已足够暴露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一般发展,(且不说它的“特点”吧!)是如何地外行!实际上,秦以前的社会和秦代及其以后的社会,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毛泽东所谓周代社会,即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社会,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的破灭上,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废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秦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可是毛泽东对此不但毫无所知,却反而加以曲解道:“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见毛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四页)让我们问:如果“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也称之为“封建国家”,则“封建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说,所谓封建国家,只能是各个诸侯互相对立的分治的(即反中央集权的)国家,或“诸侯割据称雄的国家”——这在现时已成了一般的常识。然而毛泽东却恰好缺乏了这种常识!所以当他特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指出“各主要特点”时,虽然背诵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公式,却完全没有提到“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乃是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主要特征,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之一种必然的反映。因而他昏瞆地把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即在摧毁“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与之对立的国家),也称之为“封建国家”了!如果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则秦始皇之并吞六国,摧毁各个诸侯的封建割据制度,变封建为郡县,建立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都没有任何客观条件为其基础,而成为毫无意义的任意胡为了?!
  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凡是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绝不是任何英雄好汉的任意胡为所造成的。事实上,秦始皇之摧毁战国的封建割据,而建立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由于:自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之生长,商业资本之发展,货币流通范围之扩大,原有公社土地之变成自由买卖,社会阶级之分化与新的阶级之形成,等等客观条件所促成的。换言之,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浸蚀了“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历史逻辑的产品。这在客观上,正是为商业资本肃清了道路,替它准备了相当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从秦始皇之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等设施上,异常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参考一下欧洲历史发展的事实,那就更为明显。欧洲自经过“十字军东征”之后,特别是经过新大陆与至印度洋航路的发现之后,商业资本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因而中世纪的“封建诸侯的割据”制度急剧地倒塌了,代之而起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绝非中世纪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反而是在摧毁这种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此种君主专制的时期,并不等于封建社会时期,而是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马克思曾称此时期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历史,自秦代至清末,在本质上正类似欧洲此种“过渡时期”,所不同者:在欧洲的“过渡时期”只经过二百余年,而在中国则拖延了二千余年。这正是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即长期停顿起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同上引书三至四页)“长期停顿”,如果就秦以后的历史说,自然是事实,甚至还可算是一个“特点”。但毛泽东将秦以前的历史也放在“长期停顿”之列,那就完全谬误了。周以前的历史,我们这里姑且不提。(毛泽东所说的“奴隶制度”虽未指出属于何时代,但一般说,像古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度,却还没有根据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但自西周经过春秋至战国,这一段历史,不但不是“长期停顿”,而且是逐步发展的。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春秋是封建制度的繁荣时期,而战国则是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同时又趋于衰落的时期。这不但由春秋战国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之逐步发展,获得了证明;即春秋战国时代所逐步形成的那种蓬勃焕发的思想文化,也足为佐证。而毛泽东却以“长期停顿”四个字,将中国历史上这一发扬光大的上升阶段完全抹杀了!
  毛泽东不但抹杀了秦以前的历史发展,即对于秦以后的历史“停顿”也是莫明其所以然的。因为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内专论秦以后的历史特点一章(标题为“古代封建社会”)中,虽然说到秦以后的历史特点如何“停顿”,却完全未曾提到这种停顿的根本原因。但说明这种根本原因,对于理解秦以后的历史特点,是极关重要的。就秦所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来说,在某种限度内确已为商业资本开辟了道路,为它准备了一个国内市场。可是,商业资本要走上工业资本,绝不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广大的国际市场。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能够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美洲与向东方航路之发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整个地球为范围的国际市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文献中,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秦代及以后的中国,还根本谈不到这个国际市场的条件。所以当时的商业资本,根本没有进至工业资本的可能。因而便“长期停顿”了下来。这不仅中国如此,所有古代的“文明国家”,从巴比伦、埃及、印度、乃至古希腊和罗马,虽然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商业资本,但因为这个根本条件(国际市场)之缺如,都遭受了同样的、甚至更坏的命运。
  正因为商业资本不能进到工业资本,根本没有前途,它就只能转入农村,去收买土地,放高利贷,垄断农产品,与地主、官僚纠结在一起,形成整个君主专制的支柱,空前残酷地去压榨农民。(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压榨农民是要受“自然经济”的限制的。)迄至农民群众被迫到无法生存时,于是暴动起来了,且曾多次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这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曾发生过的。)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往往推翻了旧王朝,(这王朝也常是被商业资本所腐蚀了的。)但由于缺乏新兴城市阶级的领导,(这又是由于商业资本转入农村,不能在城市发展工商业,形成一个像欧洲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城市“第三等级”的结果。)致被统治阶层内的某一部分所利用,有时为外来落后民族的侵略者所利用(如满清),因而又产生了新的王朝。从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王朝,起初也多少迁就农民的压力,打击旧官僚地主,抑制商业资本的跋扈,减轻租税,甚至承认农民在暴动中所争得的某些权利(土地权在内)。但经过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之后,商业资本又抬起头来,与新兴的官僚、贵族、地主重新结合去压榨农民。经过一定时期之后,于是新的农民暴动又重演出来了。这种由商业资本无出路而转入农村所造成的循环的农民暴动,及其后果所促成的改朝换帝”,便是秦以后的历史所以“长期停顿”之最主要的原因,及其最基本的特征。正因此,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沉淀物:专制主义的毒害,官僚的横暴腐化,封建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极端保守与野蛮的积习,成为一份“遗产”,一直到今天沉重地压在全民族的头上。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3:04:28 | 显示全部楼层
只贴这一小段吧。

彭述之对中国经济史社会阶段的定位和分析,和杜车别基本一致。

只不过他当时可能资料所限,有些论述还并不准确。

比如他说中国秦以后没有国际市场这个条件,当指海路国际市场,其实宋代开始兴隋唐就大量航海来华的阿拉伯人的刺激,已经兴起海外贸易,获得了大片国际市场。和阿拉伯人对接了半个地球,明代加上欧洲的葡萄牙、荷兰人,对接形成了全球产业链和世界市场。

彭述之指的海路国际市场这个条件,和杜车别重视的造纸术印刷术的普及,星火意识上升为燎原意识,分界点同样都是在宋代。可以互相印证。

至于王朝反复的原因,他们的论述也基本一致,就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只是侧重点不同,杜车别侧重投资在国内工商业市场和海外国际市场的工商业资本侵蚀了朝廷财政收入,降低了朝廷控制力,在内乱中王朝反复甚至给外敌入侵制造机会。彭述之在这方面则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这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曾发生过的”,更侧重论述转入农村投资土地和农业的那部分商业资本逼出了流民。

在没有海路国际市场时,城市产业不足以吸纳流民,出乱子。所以直到唐代土地买卖都有些像证券T+1单向操作之类的手续限制。宋代有了海路国际市场以后,开始了频繁土地兼并带动的城市化,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前的圈地运动。这也是前工业时代唯一的城市化途径,到了工业社会以后才出现了苏联的另外一种速度更快的城市化模式,就是多家兼并土地让农民进城变成了一家兼并土地让农民进城的区别,这种土地兼并带动的城市化也和商业资本转变投资方向,流向利润更高的城市工商业和海路国际市场有关系。宋代的流民暴动没有出过一省的范围。明代中期以后的这一轮土地兼并带动的城市化规模更大,明末是小冰河期连续四十年的天灾,而且按军力闯贼够被灭了好几回的。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3:2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彭述之这里说的没有类似欧洲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这也不准确。中国市民阶层很早就形成,战国临淄人口就四十万了。陈独秀、杜车别引用的邓秋福论文里提到的司马迁指的素封也是,后来的门阀也是。
宋代以后科举地位提到,这批人已经不仅是第三等级,是掌握政权,甚至直接掌握相当于教士的意识形态解释权。已经把持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权力了。这大概就是杜车别说的超前,没有来得及成熟。
 楼主| 发表于 2015-3-25 17:08:20 | 显示全部楼层
彭述之这里说的没有类似欧洲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这也不准确。中国市民阶层很早就形成,战国临淄人口就四十万了。陈独秀、杜车别引用的邓秋福论文里提到的司马迁指的素封也是,后来的门阀也是。
宋代以后科举地位提到,这批人已经不仅是第三等级,是掌握政权,甚至直接掌握相当于教士的意识形态解释权。已经把持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权力了。这大概就是杜车别说的超前,没有来得及成熟。

发表于 2015-3-28 16:27:23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江的托派接棒/托钵者,能夠改變的,只是個人的銀行戶口,其余如精神面貌,皆不足观
本帖最后由 hkleehk 于 2015-3-28 04:10 编辑


沒有托派人版活生生sample 作case study, 只能依賴恐龍化石/烏龜殼oracle甲骨文去紙上談兵,研究豬玀紀缺乏血和肉, 只有長毛的叫囂,昨天老梁又在理髮會特首答問會上,給曾主席逐出議事廳。


2012年11月29日 07:07 AM
一個托派青年在香港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許知遠


在門口的櫥櫃上,釘著切·格瓦拉的畫像。那是保羅·戴維斯的著名插畫,切的眼光堅定、明亮卻溫柔,貝雷帽上的五角星閃閃發光,帽子下的頭發有一種孩子氣式的蓬亂。多年來,格瓦拉讓人著迷的是他將理想付諸行動的勇氣,與果敢、勇氣背後難掩的溫柔。在游擊戰的行軍中,他常手持一捲聶魯達入睡。
畫像不是來自'海報,而是一本雜志的封底。“你知道《70年代雙周刊》嗎”,梁國雄問我,”我的很多想法都從這本雜志開始的。“  ( I was also a fervent reader of this bi-weekly, but not limited to that.)
《70年代雙周刊》創辦於1970年1月1日。24歲的吳仲賢與23歲的莫昭如是它的兩位主要創辦人。前者因一年前的“珠海事件”而知名——他在就讀的珠海書院發動罷課,以反對校方操控學生會,被開除學籍。(莫昭如乃名女校,女拔萃的教師,革命的機會成本比同志們的高。李怡左傾的"七十年代月刊"還沒面世。

“Pitzer曾說過:‘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政治或意理(Ideology)的工具,便得遭殃。’我們想補充:‘在歷史上,無論何時何地,大學一旦成為金錢的工具,必然遭殃。’”吳仲賢在校內的《大學生活》雜志中寫道。這種情緒既源於他個人的自由精神,也與時代氛圍有關。六十年代的世界被學生運動所占據,從柏克萊到巴黎到東京,從布拉格與北京,出於不同的原因與主張,青年們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於既有制度的抗議。但在彼時的香港,這註定是孤獨的吶喊,這個夾雜在紅色中國與沒落帝國的城市首要渴望的是秩序,而不是顛覆。

而從澳洲留學歸來的莫昭如也是一個顛覆者,在Adelaide大學研讀經濟學時,就受到反越戰思潮的影響,不過,他很是不以為然於同樣流行的“文革崇拜”(李怡剛相反,a pro-CR advocate)——他知道它也一點不像這些外來者想象的浪漫,相反的,它意味著人道災難。他成為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認為一切既有體制都意味著壓迫,都需要反抗。比起吳仲賢的濃鬱的政治意識,他的興趣在於藝術。

他們與隨之加入的一些青年人,令《70年代雙周刊》變成了一本無法歸類、活力盎然的雜志。即使在今天,僅僅是流覽封面,你也會為它的豐富性與前衛性大吃一驚。鮑勃·迪倫的抗議音樂、法國新浪潮電影、柏克萊的學生運動、羅素哲學、伊朗的街頭騷亂、中國的文化革命、孟加拉的人民抗爭就這樣排列在一起。

除去引介西方青年文化、社會抗議的思潮,它刊登本地青年作家與藝術家的作品,還鼓勵本地的工人運動(劉千石的工人日報",比港大的李卓人更先知/草根),批評中國大陸的政策,呼喚香港青年人在文化與政治上的自覺。在他看來,“香港的青年都囚禁在不可逾越的沙丘里,昏睡的固然永遠沉淪,清醒的也不能自救”,要打破這無力與無根的狀態,必然要從反抗殖民政府的奴化教育開始。它似乎是六十年代西方學運的延續,音樂、抗議、文藝、思想、時政混雜在一起。

對這本雜志的編輯來說,僅僅的思想不能令人滿足,他們還要把理念轉化成行動,從紙面呼喊轉變成直接抗爭。它連串工人運動,釀成小規模工潮,籌組“工學聯盟籌備委員會”,爭取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文,獲得與英文同等的地位。1971年的釣魚台危機,則為他們的行動增添了新的燃料。他們不僅連續刊發了報道與聲明,還發起了一次次的公開示威,並與警察發生沖撞。倘若台灣青年把釣魚台事件視作對抗國民黨威權的機會,那麽吳仲賢這批青年則用它來挑戰英國殖民者。在1971年5月4日,一群青年聚集於皇後碼頭,抗議日本占領釣魚台,這像是雙重傳統的結合——民族主義與五四的啟蒙精神。

在梁國雄的記憶里,他該是《70年代雙周刊》最早的熱心讀者(之一,而已),這為他早熟的靈魂打開了另一扇窗。隨之,他還在保釣游行的隊伍中第一次感受到“群眾的魅力”,這真是興奮的經歷,它令人忘記自身的孤立。比起從前半地下的小規模活動,這種公然走上的街頭、吸引他人目光的行為,充滿了半驕傲半炫耀式的快感。(獅子頭上冷眼看世界的石猴,則覺得這種左傾幼稚病不值一哂,但也不足為垢,比奴化教育絕大多數的沈默羔羊們,畢竟多了點政治上的逆反,革命的情操比剛過去的佔中高和純潔得多。)

當然,沒人會太在意思這個少年人。他才十四五歲,逃離了寄居的家庭,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這必定也是狼狽不堪的日子,他要為最簡單的日常生活苦苦掙扎。這種驕傲、敏感、孤獨、酷愛閱讀的心,很容易成為了《70年代雙周刊》的追隨者。

“他還是個小孩子,都叫他‘雄仔’”——在一個小雨的上午,我見到了莫昭如,他這樣說起當年的梁國雄。滿頭銀發(髮)的莫昭如仍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像是剛從泛黃的武俠小說的頁面中走出來。他仍在用聽不太懂的粵語普通話對我回憶往日,評論當下。他的談話會突然停下來,兩眼望著前方,不知道是拼命搜尋記憶,還是出了神,就像他的話劇作品、他的人生,充滿了即興式的片段。他仍大罵中國的醜陋現象——40年前,他說毛澤東的革命變成了新官僚,現在則說北京早已放棄了社會主義,變成了最極端的資本主義。他仍在相信,革命隨時可能爆發。也像40年前一樣,他試圖把自己的思考與人民結合在一起。從前,他通過雜志鼓動風潮,現在則通過“民眾劇場”來擴散理念。他的一生是個不斷探索的過程,雜亂又專一。

激動人心的合作註定難以持久,熱情的靈魂也常不安。1972年,吳仲賢前往巴黎尋找愛情,《70年代雙周刊》的其他成員也紛紛前往歐洲。在一陣游盪之後,再度歸來的吳仲賢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巴黎,他與一名流亡多年的中國托派元老彭述之相遇,那時他是第四國際的少數派的領袖,致力於把分裂的托洛茨基分子重新組織起來,試圖把托洛茨基運動統一起來。

出生於1895年的湖南的彭述之就讀於北京大學,參加過五四運動,也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他曾留學蘇聯,與瞿秋白、羅亦農被稱為中共黨內“留蘇三領袖”。但在1927年大革命之後,他的觀念與陳獨秀日益相近,在1929年末與陳獨秀同時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成為了“托派”分子。也與陳獨秀一樣,他被共產黨開除,又坐了一段國民黨的監獄。1948年,他將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改為中國革命共產黨並遷往香港,流亡越南與歐洲。彭述之一定是個魅力非凡的人物,幾次談話之後,吳仲賢成了托派分子,他可能被托洛茨基的世界觀所吸引,或許是性格上的相似——托洛茨基與他的追隨者,往往都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

托洛茨基派是個被發明出的詞匯,是斯大林用來權力鬥爭的產物,那些他需要打擊的則被命名為“托派”。托洛茨基反對斯大林,卻不反對社會主義實踐,他相信官僚階層成為新的剝削者,必須依靠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抵達社會主義。他相信斯大林主義,僅僅是社會主義的“偶然倒退”。比起追隨者稀少這一悲慘現實,托派的樂觀卻很少消退,在1938年的巴黎的第四國際的家庭式的成立會議上,流亡中的托洛茨基仍激昂地講道:“一切偉大的運動都是以從老運動中‘分離出來的小派別’開始的,基督教起初是從猶太教中分離出來的一部分,新教是從天主教即墮落的基督教中分離出來的一部分。馬克思與恩格斯一派是從黑格爾左派中分離出來的。共產黨國際是由那些從社會黨國際中分離出來的人在最近那次戰爭中建立起來的。這些運動的創始人之所以能夠獲得群眾擁護,僅僅是因為他們從不怕孤立。”

托洛茨基曾對中國充滿期待,與斯大林相比,他從不輕視中國與亞洲的重要性。即使在流亡時,他仍寄望於陳獨秀能加入第四國際,為革命帶來新活力。中國托派的能力與運氣,註定令托洛茨基失望。

陳獨秀在晚年被失敗主義困擾,退回到傳統中國。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年後,新政權發起了一場大逮捕,300多名境內的托派分子被送進了監獄。除去流亡海外的,香港倒成了中國托派的暫時避難所。 彭述之將成立的“中國革命共產黨”遷至香港。而隨著國內的大逮捕,香港托派的活動也陷入消沉。在五六十年代,他們出版一些無人閱讀的《向導》、《海燕》叢刊,分析中國的變化。( 一朝霜霰至,零落如草莽;秋後小蚱蜢,踢騰也徒然。)

直到吳仲賢這新一代的加入,這死氣沉沉的托派才產生了新的能量。回到香港後,吳仲賢先是加入中國革命共產黨,然後退出,成立革命國際主義同盟,1975年又改組為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簡稱“革馬盟”,它出版一份叫《戰訊》的雜志。這個組織的主要成員,都與《70年代雙周刊》相關。

“整個人變得不一樣了”,梁國雄仍記得剛參加“革馬盟”的感受,“你參與了一個組織,而且是這樣一個革命先鋒黨,你要把整個生命放進去。”這是1975年,他已經19歲,總算度過了搖搖晃晃的青春期,變成青年人。在半工半讀的中學生涯結束後,他沒進入大學(學業成績表現,力有不逮)。白天,他是一個打短工者,做過絲網的印刷工,為老式計算機做紙餅,在香港迅速興起的建築業中當地盤工人。他過著雙重生活,一名勉強的打工者,一個熱情的職業革命家。這個革命小團體中,他找到了歸屬感,這像是對缺失家庭溫暖的補充。

但在香港,革命意味著什麽?吳仲賢曾在《第三次革命》想象未來:“再沒有強權,在沒有黨專政,再沒有殖民地……再沒有一小撮人把持了一切的廣播媒介,我們自己操縱我們的覺醒,再不是新華社,再不是G.I.S。再沒有政府。”他們主張在香港召開全體市民代表大會,他們認為馬克思的主張並沒有錯,錯的那些實踐者,他們把一切變得教條化。他們期待一場世界性革命的到來,既摧毀資本主義制度、殖民制度,也摧毀紅色中國那樣的新官僚。

但這樣的革命註定停留在一小群人的口號與偶然的示威中。開討論會、編輯小冊子、爭辯就變成了革命的主題。所幸,在風雲變幻的七十年代,他們有很多重大事件要探討。除去反對殖民主義,他們還要理解迅速轉變的中國,最好能參與其中,托派標榜的國際主義精神,怎能只把眼光局限於香港……(待續)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欄目簡介跟隨作者足跡,遍游世界東西十萬里;追蹤作者思緒,縱論中國上下五千年。 作者許知遠,200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系,曾任《經濟觀察報》主筆,《商業周刊/中文版》執行主編。現為獨立作家,已出版作品《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中國紀事》和《醒來》《偽裝的盛世》《抗爭者》等。Mr. Xu's books, are not very readable, by teaming with the wrong guys, sentimentally sick and view the world as a static entity, but not dialectically, an organic part of planet earth, sometimes through evolution, sometimes, more drastical, revolution, as many great authors put it.


发表于 2015-3-28 16:36:29 | 显示全部楼层

這些香港托派英雄跟新民主主義時期隨時送命的革命家比,安全得很,起碼可以壽/病終正寢.

本帖最后由 hkleehk 于 2015-3-28 16:42 编辑

後布萊希特式劇場和破神話的革命文本:論莫昭如的《吳仲賢的故事》吳仲賢,70年代左翼學生運動代表人物,創辦《70年代》雙週刊,曾推動及參與當時最大型的「中文運動」及「保釣運動」,離開《70年代》之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組織青年學生及工人,後因北上探訪民運人士被中共拘留並詐降簽下悔過書,回港後被逐出「革馬盟」,後加入新聞界,1989年時值北京學生運動促成支聯會成立,後來移民澳洲,未幾因癌症在港逝世,享年46。生前好友在他去世後為他出版歷年文章結集,文集名為《大志未竟》,意謂他經年為革命理想奮鬥但屢逢失意後來英年早逝的一生。97年回歸前夕,香港戲劇界不少創作都圍繞香港人的身份及香港文化定位的內省,出現不少藝術詞彙的轉換(林克歡 1999:34)。吳仲賢當年的戰友、民眾戲劇工作者莫昭如,當時應香港藝術中心計劃之邀,將吳的生平「搬上舞台」,參與撰寫及演出《吳仲賢的故事》。莫昭如指出,吳仲賢的生平故事代表著香港歷史關於激進革命理想與社會運動的一章,希望由此啟發新世代的社會理想。「火紅年代」的神話及當下的虛無主義不少當時的文社專輯回顧、參與者的憶述文章甚至主流歷史論述,都以「火紅時代」來稱謂學生運動蓬勃的70年代。對於「火紅年代」在當下通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述向度。一種主要是對舊日理想和青春歲月的懷戀觀照,感歎當下新世代理想價值的凋零,因而將70年代予以神話化;另一種態度是犬儒、現世主義式地認為理想年代只屬於過去,空談理想不設實際,應當遵守社會的遊戲規則。然而這兩種觀照態度,同樣都沒有質疑「火紅年代」的歷史想像預設,對延續當下的社會反抗力量沒有積極意義。此般窘態,不過是虛無主義而已。這種另類歷史神話,本身就是「笨拙」的、貧困的,既無寓言化的機能,亦沒有策略意義(巴特1997:204-207)。吳仲賢「大志未竟」的故事,其實走不出這兩種論述向度的虛無與反動傾向:吳仲賢根本就被放逐出這個「神話」的範疇,所謂「大志未竟」的「悲劇命運」況味,也不過如此。因此,筆者試圖藉《吳仲賢的故事》的文本分析,挖掘這類有關「火紅年代」的歷史敘述,對於重構新的價值、反抗潛能的可能性。本文將闡明莫昭如對吳仲賢一生的戲劇再現,如何超越這兩種臆想觀照的窘局;並進而指出,莫氏的民眾戲劇理念和劇場實踐方法、他本人多年在社會運動中的實踐經驗與反思等種種因素,如何交織於《吳仲賢的故事》裡,使之成為一個具反抗意涵的文本、一個複雜的心靈事件,令「吳仲賢」得以被重寫成一個革命主體。莫昭如的戲劇實踐與後布萊希特劇場我們若要了解《吳仲賢的故事》這個劇作文本在當下社會文化語境的戲劇實踐意義,首先便需要考察莫昭如本人的戲劇實踐及相關的理論系譜。莫昭如曾一語道破「火紅年代」的主流想像:「所謂的火紅年代,是你們將它神話化了,其實每一代的學生或青年人都像我們當年那樣」(莫昭如 2004:31);他在學生時代便曾指出,用學生運動界定那段時期的社會運動並不準確,因為大部份的青年參與者都不是學生,他並暗示大學生並非運動的先行者(莫昭如 1983:64-66),反而是以《70年代》雙週刊為首的激進左翼青年,比學生組織更積極也更激進地介入社會運動。莫昭如本人早在當年已表示自己是「無政府主義者」,而這大概也是後來他在劇本裡提及跟吳仲賢出現路線分歧的原因;也大概是他一直以戲劇實踐推動批判和社區充權、以文化介入的方式推動社會運動為志業的理念基礎。從學理上推論,除了無政府主義背景,莫昭如的戲劇實踐,多少能被歸入後布萊希特的戲劇理論體系。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指出亞里士多德體系的「摹仿說」造成劇場幻覺,後來由此發展的現實主義戲劇論亦不過是機械唯物論的鏡像反映論,無法辨識戲劇與現實之間的虛與實,亦歪曲了社會生活的本質(孫惠柱 2006:208):布氏創建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為基礎的戲劇體系,發展了史詩式的戲劇方法,提出要以「間離效果」破除幻覺,揭示其社會內在規律,讓觀眾認識到現實真象及其主體,催生在戲劇以外的反抗行動。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好地繼承並發展了布萊希特體系的戲劇家」(孫惠柱2006:162),巴西劇場工作者及社會運動家波瓦(Augusto Boal)提出了「被壓迫者劇場」的實踐理念。布萊希特戲劇銳意令觀眾面對社會現實問題從而作出批判,波瓦則更進一步強調觀眾的當場表達和參與,在保留了戲劇的框架的同時,以民眾戲劇作為「革命的排練」(孫惠柱 2006:162-163)。波瓦由「戲劇理論宗師」亞里士多德的《詩學》體系開始展開批判,指出這種藝術形式本身構成一個階級性、服從於當時政治體制的「悲劇壓制系統」,隔絕人民在戲劇活動中的參與,並透過「移情」和「淨化」這些悲劇特性,儆示個體不順從社會總體價值和體制的後果(波瓦1974: 50-54)。波瓦指出,布萊希特的馬克思主義詩學意味觀眾「將他們的權力委任給角色人物,角色人物依自己的角度來演出,觀賞者仍保有為自己思考的權力」,從而引發觀眾批判性的自覺意識;波瓦由此修正提出更切合革命理念的「被壓迫者詩學」,他認為觀賞者沒有委任權力予角色或演員,相反是觀賞者自身進行扮演、改變戲劇行為和提出自己的策略,讓觀眾成為「觀演者」(Spect-Actor),在為觀眾進行革命式充權的同時,將戲劇的生產媒介還給一般人民(波瓦1974: 165-166)。而莫昭如在《被壓迫者劇場》一書作的序中,更同時介紹波瓦以外更多地方的劇場方法(莫昭如 2000:27-30)。他並親身實踐各種以民眾劇場或社區劇場為形式的社會運動。本文將嘗試討論《吳仲賢的故事》此一劇場作品與文化實踐,在何種程度上源自莫氏本人的戲劇實踐和參與社會運動的自省。《吳仲賢的故事》中的間離效果首先,從劇本上可看到,《吳仲賢的故事》在敘述結構上運用了種種間離效果。先是莫昭如以一個說書人的表演姿態作開場白:「歡迎大家蒞臨這個小劇場,歡迎你們來聽我莫昭如講故事」(莫昭如等 2003:292),然後我們看到貫穿全劇,所有台詞(除了最後一段)都由莫氏一人演繹;換言之,莫氏除了是吳仲賢故事的敘述者外,還扮演作為角色的「吳仲賢」,而在情節中涉及吳莫二人對話時,莫氏又同時分飾「自己」;部份情節裡,莫氏作為「敘述者」,會打斷「吳仲賢」的自白,然後又讓「吳仲賢」繼續在劇場上自述,造成角色理解與敘述上的矛盾效果。而最耐人尋味的情節是,莫氏借他自己扮演的「吳仲賢」之口,反過來談論和評價「莫昭如」:吳:[…]沒見莫昭如並不太久,可是覺得我們的關係已不同以前了,疏遠了…
那時的《70年代》的成員正面臨著思想意識型態上的分歧。本來,我們都是傾向無政府主義的。但是我們在巴黎接觸了一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托洛斯基主義者──彭述之和陳碧蘭。[…]我們發覺自己對歷史的了解,是那麼的無知。於是,我們讀書,再反省,發現原來托洛斯基主義的實踐,比起無政府主義的空想,要實際得多。[…]只見莫昭如唯唯諾諾,不時點頭微笑……其實我知道他是一句都沒有聽進耳。我知道他在想甚麼。
莫:[…]你們托派講集中,講領導,如果有朝一日你們當了權,不也是一樣地專制獨裁
吳:莫昭如,真是無政府主義的死硬派,唉,你們只會做夢。[…](莫昭如等 2003:297)
這段莫氏一人分飾的「吳」「莫」對話,再現了吳仲賢的政治理念之餘,也代表著莫氏自身對革命事業的思索;但這種分身扮演的平行對詰,還有當中那戲仿、調侃的況味,都使觀眾能夠抽離劇情的衝突,冷靜地思考這種意識型態之間的張力。另一段情節更具深意:吳:[…]他們要我提供香港積極支援民運人士的資料。
我將公開的無關重要的都寫了出來,其餘的則胡亂撒謊…莫昭如嗎?你們想知道有關莫昭如的甚麼事?他的白髮是染的,口頭無政府,歷來言行不一。自從七四年任中學教師以來,已經甚至參與政治活動,最近熱衷戲劇,卻是九流演員,其活動與民運無關的,可以不理![…](莫昭如等 2003:300)
雖然這段對白,是戲劇情節的一部份,但扣連上前述的一段情節,可以推斷,這安排的用意,在於他試圖抽離扮演或再現「自己」,再思與探問自身的實踐。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吳仲賢」的自述,由於出自情節上「撒謊詐降」的安排,所以從這段關於「莫昭如」的描述中,觀眾無從肯定這段落是吳仲賢的「心底話」、抑或是為了詐降而編的謊言,或是完全是劇作者莫昭如自己的安插。這種戲劇內部以至劇戲與(外部)真實的真假成疑的效果,其實本身正正是對「戲劇再現真實」的否定。而且「說書人」的安插、演員的分演、扮演者與敘述者的糾纏不清,加上演員「作為冷靜的『審查員』和『觀察者』、以『驚奇者』和『反對者』的態度了解角色,[…]同他所表演的人物在劇場上『共立』」(黃愛華 2006:270-271),營造間離的戲劇表演效果。在舞台效果上,演員的當眾換裝、分演角色(例如即場換上女裝扮演吳仲賢年輕時的女朋友作獨白自述),還有以各種道具來為劇情帶來視覺上的象徵效果(例如以「打爛蕃茄」代表警察對示威青年的暴力鎮壓、用「將鹽、碎肉和雜菜放入攪拌機」的意象來比喻吳仲賢任《Playboy》中文版編輯時嘩眾取寵的炒作方法和面對工作環境的無奈);但同時,由於這劇作是小劇場形式,刻意安排極少佈景和道具,因此這種影像化「蒙太奇」式的象徵手法,在冷靜嚴謹的劇情敘述和扮演過程中,其實帶來十分突兀甚至滑稽的效果,在在提醒著觀眾對劇情的虛假性的自覺。凡此種種,其實正正是布萊希特間離效果理論中的主要特徵。而劇作中的敘述時間,同樣耐人尋味。劇中關於吳仲賢生平的敘述是順時的,但甫開首的「說書人」挪用《水滸傳》中「一百零一條好漢」的情節來作開場白:說:[…]話說當年,英國人去印度的時候,搞得許多人都倒了霉,有個末代王孫,被英國人搞得他國破家亡。幸虧,有位高人指點,告訴他在喜瑪拉雅山魚尾峰的山腳下,有一個山洞,山洞裡有怎麼樣對付英國人的方法。
[…]原來這個末代皇孫,放走了一百零八條好漢!你道此等好漢是誰?好,且聽我慢慢地道來。
你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太林、托洛斯基、毛澤東、陳獨秀、彭述之、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哈,都是大志未竟者也!呀,還有鄧小平!咦,第一百零七條好漢好生面善,陳毓祥?噢……搞錯了,陳毓祥不是大志已成?看清楚,原來是Wu Chung Sen吳仲賢兄也![…](莫昭如等 2003:292)
在此,說書人身處的時間和空間,是無法可知的,亦是去歷史化的;說書人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後設敘事性,使吳仲賢的故事成為處於「過去」的時空,卻又可以被理解為劇場裡神一般的超然存在,使吳氏的故事敘述時間處於永恆靜態的時空當中。說書人的開場白結束後,吳仲賢一生便開始順序地在劇場上敘述和再現,形成一種近似「戲中戲」結構的時空效果。作為外部的時空,用阿爾杜塞(Louis Althusser)的說法,便是「沒有故事發生的、沒有能促使情節發展的內在必然性的非辯證時間」,而吳仲賢的故事的敘述時間,便是「出現衝突的時間,即劇情的發展和結果由內在矛盾所推動的辯證時間」(阿爾杜塞2006:129)。而且,說書人這段開場白的存在,令劇作多了一種寓言式的結構,使「現實放在寓言故事和過去事件中表現出來,便於觀眾從一個更客觀、更理智的角度去理解和批判事件」(黃愛華 2006:270)。而接近劇末,「莫昭如」的一段獨白更加令全劇的敘述時間多了一份後現代的況味:吳:[…]你有一個願望?開車環遊澳洲一週?好呀,你甚麼時候有空來找我,我們一起去。
莫:他媽的!吳仲賢,你失約
我回香港沒多久,吳仲賢竟然患上了末期癌症。[…](莫昭如等 2003:303)
老戰友的「生」與「死」,在莫的口中成了「失約」,亦即是一個後設的敘事。這個無法如願履行的「約定」,因而成了臆想中的永恆時間;而「吳」的病逝,亦彷彿成了一個偶然事件。這種敘述時空的不一致性,構成了另一種間離效果,「吳」的死亡,幾近虛擬一樣。「大志未竟」:「英雄」與「悲劇」說書中那段開場白指稱的「一百零八條好漢」中,全都是涉及共產主義革命的核心歷史人物,然而這「一百零八條好漢」中,竟然分別是處於歷史上不同時空國度、甚至是意識型態上有所對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奠基人、共產黨領袖、史太林與托洛斯基、毛澤東與陳獨秀、彭述之,還有「四人幫」的成員,和推動市場經濟轉型的鄧小平的並列存在,而構成這並列存在的共同理由,「都是大志未竟者也」。「大志未竟」這四字,向有悲劇命運的意象,在這種劇本安排下卻添了反諷的意味:莫氏(或說書人)對這種悲劇命運式的個人敘述在劇場上所作的批判,在於這種敘事的去歷史化和去政治化傾向,如果我們嘗試呼應他對「火紅年代」神話化的不以為然,我們能推想,這段說書人獨白本身正是對「大志未竟」敘述建構甚至「火紅年代」神話之產物的否定。而「說書人」視搶灘失敗而淹死的陳毓祥為「大志已成」,似是暗喻這種求仁得仁的英雄式殉道行為。陳毓祥的指涉,扣連到「印度末代皇孫找尋對付英國人的方法」這段「抵抗民族外敵」式的故事情節建構,我們更可以進一步推斷這裡涉及莫昭如自身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對70年代學生運動最具影響力的「保釣運動」的民族主義面向之反思:莫:我和你的朋友傅魯炳與一個印度民眾劇團一起編了一齣戲,[…]裡面有句台詞是:
「釣魚台是屬於天空的,
屬於海,屬於飛鳥、屬於魚……
釣魚台就好像世界上的窮人一樣,
任由那些擁有武器和財富的人去侵佔、蹂躪,
他們的意願並沒有任何人關心過!」
吳仲賢,你怎麼想呀?(莫昭如等 2003:295)
事實上,回望「保釣」運動的遺產,除了民族認同與反對殖民地政府外,運動有否如吳仲賢所言,廣泛地影響了「青年學生分別從『反殖』和『認同』兩條不同的道路,去認識社會主義、去認識中國、去為香港出路問題再思索」(吳仲賢1997:269),筆者是有懷疑的。劇中這段對老戰友的呼喚與探詢,安插在吳仲賢的故事敘事之中,而同時,這個呼喚和探詢後設地指向著一個身處過去、已經消逝了的生命。由此,「說書人」的「敘述」和莫昭如自身的「批判」兩個維度的分野在劇場上再次顯得模糊難辨,而虛構的戲劇情節和真實的歷史人物故事亦因而在劇作裡體現出其辯證而非對立的關係,也使這種戲劇呈現,成為一個流動的心靈事件。承上,我們可以進入布萊希特戲劇體系中對「英雄」的討論。波瓦曾在書中引述布萊希特其中一個討論「英雄」的例子,是在布氏《伽利略》一劇中,伽利略因提出地球自轉而被宗教法庭傳召的情節:「評論家認為,假如伽利略是一個英雄的話,就應該英勇地堅信地球會轉動,而且更英勇地接受烈火焚燒的懲罰。[…]我甚至大膽地想像,某程度的聰明智慧是作為英雄的一項基本要求。將英雄主義歸功於一項蠢行,其實是神秘化(mystification)的作法,而伽利略的英雄行為在於他的欺瞞」(波瓦2000:273)這個例子跟吳仲賢被中共拘捕後詐降回港的遭遇及「情節」,多麼異曲同工!吳仲賢回港後,被「革馬盟」的同志開除盟籍,被認為出賣同志、背信棄義。假如吳仲賢當時捨身為虛幻的政治目標而「殉道」,而不是如伽利略理性地逃過一死繼續志業,相信他在往後的敘述中,亦會成為「被神秘化」的「英雄」,而非一個「大志未竟」的失意人了。必須闡明的是,布萊希特並不是一面倒地否定英雄主義的本質,而是要譴責某種布爾喬亞階級的價值所建構的英雄主義觀念(波瓦2000:273;布萊希特:365-366)。英雄是存在的,亦應該要存在,在波瓦的筆下,「必須被打破的不是傳說本身,而是神秘化;應該被貶抑的不是英雄,應該被張揚的是他的奮鬥史實」(波瓦2000:277)。與此相應的,是布萊希特對「悲劇」的重構。布萊希特為傳統的悲劇結構還原其歷史維度。在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對布萊希特的分析和闡述中,「宿命」式的悲劇結局或悲劇英雄的「失敗」是不存在的,那應是身處一個持續、動態的歷史發展過程之中的「人」作為主體的選擇問題;一種新的悲劇意識因此在當下被建構了。處於歷史進程中的反抗鬥爭,應當是一個辯證的、動態的、可變的過程。革命存在於人的生活經驗之中,而非一個傳統悲劇理解的抽象客體。這種異化抽離了人在歷史中的主體位置和改變的可能,使悲劇成為一種靜止的奇觀(Willams 1966: 202-204)。莫昭如早就說過:「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七十年代或者自己的火紅年代!這個每個人的選擇。」(莫昭如 2004:85)《吳仲賢的故事》雖然沒有引用到波瓦的「被壓迫者劇場詩學」方法,卻在敘述吳仲賢的命運同時,呼應著那個關於「英雄」的反思,透過細緻地再現吳仲賢一生面對的種種具體生活經驗,把「吳仲賢」的革命主體呈現出來──吳仲賢畢身為其理想奮鬥:被《70年代》雙週刊的戰友背棄,他轉而成立「革馬盟」,團結群眾裡的進步力量搞爭取民生的「四反」運動(反加價、反失業、反貧窮、反壓迫);在工作的跨國公司組織工人搞工潮失敗,他反省過後再北上繼續革命理想,卻被中共拘捕;期後被「革命盟」逐出盟籍,為了現實而投身右派報業,卻仍然在他的本位上繼續同另類的方式生存和開闢新的反抗空間,創辦多份雜誌期刊,銳意改寫香港報業和雜誌史的歷史;89年北京學生運動期間,他有份創立「支聯會」,最後「支聯會」卻被脫離群眾的精英民主派壟斷;後來他舉家移居澳洲,撰寫大學研究論文,卻患上癌症;回港在病榻上,他仍惦念中國和香港的革命大業,寫著最後一篇文章《釋放席揚--釋放魏京生》。只有破除那個關於「火紅年代」的「英雄」神話及其附帶的「悲劇」想像,我們才能重新認識「革命英雄」真正的史實。而認識「吳仲賢」的一生史實不只是為了豐富我們對一個已故人物的理解,而是去重新認識一段破神話後的辯證歷史,從而認識到推動歷史改變的是源自人作為主體的反抗,並尋索不斷革命的可能:這才是「英雄」存在的意義所在。正因如此,吳仲賢才真正成為「吳仲賢」,成為一個真實的英雄範本,從過去的、或者不存在的「火紅年代」中,從靜態、僵化、去政治化的神話的囹圄中,被解放回動態與辯證的歷史裡去──亦即是吳仲賢至死惦念著的、廣義的真正革命大業。而《吳仲賢的故事》的劇場實踐走得更前一步,它還涵蓋了劇作者自身的實踐再思,成為一個兼具自省價值和反抗意涵的辯證文本。所以,我們不妨以阿爾杜塞的結語作結:「這個不出名的劇本是在六月的一個夜晚上演的,現在演員早已離開了舞台,佈景早已被拆除,但它的無聲的台詞卻在我的思想中縈迴不息」(阿爾杜塞2006:144)。徵引書目中文部份:
  • 巴特(Barthes, Roland),1997:《神話學》,許薔薔、許綺玲譯。台北:桂冠。
  • 文集編輯委員會編,1997:《大志未竟:吳仲賢文集》。吳葉麗容出版,香港:樂文書店發行。
  • 布萊希特(Brecht, Bertolt),1990:〈英雄人物的塑造〉,李健鳴譯。《布萊希特論戲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林克歡,1999:〈文化迷思與詞彙變革──九十年代香港的實驗戲劇〉。《詰問與嬉戲:香港/北京文化藝術評論集》。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
  • 波瓦(Boal, Augusto),2000:《被壓迫者劇場》,賴淑雅譯。台北:揚智文化。
  • 阿爾杜塞(Althusser, Louis),2006:〈皮科羅劇團,貝爾多拉西和布萊希特〉。顧良譯。《保衛馬克思》。北京:商務印書館。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編,1983:〈與莫昭如談香港學運〉。《香港學生運動回顧》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 孫惠柱,2006:《第四堵牆:戲劇的結構與解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專集組編,1998:《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出版。
10.  梁慧玲、鬈毛妃編,2004:《或者藝術,或者革命──莫昭如的藝術實戰》。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11.  莫昭如等,2003:〈吳仲賢的故事〉(劇本)。《八色風采──香港劇本十年集:九十年代》,佛琳編。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12.  黃愛華,2006:〈布萊希特與中國戲劇〉。《20世紀中外戲劇比較論稿》。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英文部份:
  • MOK, Chiu-yu. 2000. “Statement by Mok Chiu Yu for Evans Chan’s ‘The Story of Wu Zhong Xian’”. Dec 2000. <http://www.evanschan.com/wzx/html/Interview.html#dir2>.
  • Williams, Raymond. 1966. “A Rejection to Tragedy: Brecht”, in Modern Traged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202-204.



发表于 2015-3-28 19:18:05 | 显示全部楼层

香江今天忽然蜂起的熱血青年們,如果跟著這些新版彭述之屁股后瞎起哄/鬧革命,結果/

本帖最后由 hkleehk 于 2015-3-28 19:19 编辑


下場跟隨著柴玲王丹吾爾開希們的指揮棒跳舞喊口號的,開溜卻不夠他們快的倒霉鬼差不多


2009年9月19日 信報

http://www.hkej.com/hkej_upload/dnews/1028/131575/EJA07a-HKG_20090919-web-images/200909191028num1.jpeg

國慶六十年前夕,「煽動」這個詞語,令香港記者那顆赤子之心怦怦亂跳。劉山青,對,那個很久沒有曝光、彷彿屬於上個世紀的老套政壇茄喱啡劉山青,冷眼旁觀記者的激動憤慨。但其實,他食鹽多過你食米,早於二十八年前就嘗到「煽動」這兩個字的巨大殺傷力。

香港,沒有人比劉山青更了解「煽動」那萬箭穿心的悲慟。

一九八一年,劉山青被扣上「反革命宣傳及煽動」帽子,一屁股在中共的鐵窗坐下就是十年。劉山青的身影,如在中英談判桌上紅藍兩旗相交的位置,抹上一輪黑色油墨。

十年一覺中國夢,他在八九六四後英雄式返港,此後二十年於社會運動的大海中浮浮沉沉、大起大跌,先是後過渡期香港人的偶像,後是五星旗下靠左群眾眼中的異數傻佬,結局是近年在公眾人物之列幾乎消聲匿跡。劉山青的大半生,不斷在天堂凡間地獄徘徊迭蕩。

剛過去的周日,七百個香港記者上街高呼:「採訪不是煽動,還我新聞自由!」眾泛民議員及支聯會成員隨隊聲援。為了政治光譜人人汗水淋漓。

那是個暴風雨前夕的風和日麗星期天,劉山青趁打風前去圖書館看數學書,悠然自得。今夕何夕,五十六歲了,中共荒廢了他十年光陰,「現在是時候,享受人生。」再為社會公義戰鬥抗爭?昔日他會義不容辭,如今倒不如閉門謝客讀書。


发表于 2015-3-28 19:24:11 | 显示全部楼层

留得青山在,几度夕阳红!Tribute to Mr. Lau, the only Trotskyist 以青春实践理想.

本帖最后由 hkleehk 于 2015-3-28 19:3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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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曹操g 2009年09月27日 20:50        眼中只有你#1
#yup# #yup# #yup# #yup# pish
引用
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1        眼中只有你#2
我是精神病人……的導師

十年牢獄之苦,劉山青深明一個道理:在中國社會追求公義,下場是身心煎熬、終身難以釋懷。中國人要快樂,原來得緊記不要觸碰社會任何一條神經,也不要涉足污穢不堪的政治。

公義,在赤紅土地、包括香港這片由藍染紅之土,多麼遙不可及、高不可攀。劉山青深深領會到。

政圈中人近年聽到「劉山青」,反應多是:「佢?short short地!」

大概因為劉山青的名字令人想起青山醫院吧?他說,父母當年確是因為路過而給他起名:「他們見到青山,想起『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只是把兒子叫作「青山」太瘋癲了,叫「山青」倒有點意思。如此,山青一生背負青山的烙印。

大概因為重獲自由後,劉山青連番出位舉動惹人側目──穿內褲抗議警監會洩漏個人資料、選區議員屢敗屢試、加入民主黨又退出,臨走時不忘批判李柱銘等元老培育新人態度有問題,之後連支聯會常委也選不到。

劉山青的工作,同樣令人想起個short字。過去十年,他在心理衛生會旗下的庇護工場擔任導師,教導精神病與弱智人士包裝紙巾搞聯誼活動,月入約二萬元,與妻子及母親同居觀塘公屋,那是他由細住到大的社區。

精神病人眼中的劉Sir,誓神劈願話:「我唔係黐線!藥從來無食過一粒。」
引用
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2        眼中只有你#3
「我不單止正常,還很聰明。」劉山青從小有個願望:「我要做數學家。」他說,只有絕頂聰明的人,才會以數學為依歸。

數學,不是加減乘除那麼簡單,「數學家,都畀人話short short地。你看電影《有你終生美麗》的John Nash。數學家追求的,是近乎完美的邏輯。」劉山青說,邏輯是宇宙萬物的最高境界,甚至超乎上帝,「凡人,都不懂什麼是邏輯」。

他內心有個三層理想金字塔:最頂層,是透過拆解數學體現邏輯,其次是追求社會公義。政治呢?「那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層次。」

從小到大,他的讀書成績都不是超班馬,唯獨數學出類拔萃。在觀塘聖約翰小學年年包尾,至小六憑數學和英文科成績一枝獨秀,奇蹟地被派到名校英皇書院升中。

「我聰明,中學老師教的我一早識晒,上堂永遠唔聽書,結果考試肥佬。」不過,他同時強調,「不是我資質差,是考試制度有問題。」

中學,劉山青是 King's 出名的大搗蛋,有破壞無建設,上堂發夢落堂踢波,跟他那位梁同學(那位對老師恭敬有禮、對答成熟的梁同學)相比,劉山青自覺像個長不大的少年,每當站在梁同學跟前,他恍如異類。

梁同學,就是梁振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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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3        眼中只有你#4
好彩梁振英考不到大學

梁振英和劉山青中五同班,那是四十年前的事。

「我同佢一點也不熟,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劉山青對求學時期的梁振英,只有一個印象:「佢同老師關係好好。

師生眼中的好同學梁振英,卻考不上大學,「他的成績從來都不是超勁。」那究竟梁振英勁,還是劉山青勁?「佢數學一定唔夠我叻。」

結局是:梁振英入讀理工建築測量系,劉山青反而爆冷做了「天之驕子」,被港大數學系取錄,「都係掹車邊符碌過關,我是最後一個被取錄的。」

際遇,從來都像氣象一樣陰晴不定,梁振英當年考不上大學,此後卻在政壇如魚得水;劉山青是港大天子門生,卻又有誰想到他會身陷囹圄?誰是真正的「天之驕子」,命運故弄玄虛。劉山青不覺得,一九七三年入讀HKU是一登龍門。

「梁振英是因為當年考不上大學,才有今日的成就。如果當年他做了醫生、律師,他又怎會在八十年代初嘗到當測量師的甜頭?」土地,是當年中英談判的黃金注碼,梁振英熟悉土地平步青雲,機緣巧合加上他入世的人脈手腕,造就他今天邁向特首寶座。「如果佢當年讀書勁,反而唔會好似今日咁叻。」

劉山青自己呢?「我好聰明,但入到港大,又點?我考試唔掂,乜都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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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曹操g 2009年09月27日 20:54        眼中只有你#5
梁同學,就是梁振英。:o)[sosad] [sosad] [sos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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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4        眼中只有你#6
考得叻就唔會坐監

入了港大,劉山青貫徹不務正業的本性──開派對、識女仔、賭錢、上堂大聲咆哮唔聽書,是出名的頑皮精,「儘管我曾任學生會時事委員會成員,但我搗蛋的恐怖程度,學生會都接受唔到。」

年少的劉山青自視為「愛之心責之切」的批判型激進愛國份子,跟國粹派的程翔、陳毓祥等不同,「他們只看到中國好。」

愛國,自然不甘對殖民政府盲從附和,反對英女皇訪港、反對清拆牛池灣木屋、反對增軍費運動、支持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那個年代劉山青上街如家常便飯,都啟發自他小時看到的六七暴動事件。

劉山青年輕擺出激進社運份子姿態,血氣方剛耗盡精力,追求他深信的理想──一個公義烏托邦。

數學,不才是劉山青的終極理想麼?

「我好叻,但我過不了考試一關。」他說,當不成數學家,是考試制度的錯、社會的錯、香港的錯。「如果當年我考試叻,就唔會落得坐監下場。」

劉山青回望他的三層理想金字塔,都因為頂層的數學夢破碎,他才退而求其次選擇下層的社會公義。畢業後,他創辦新青學社工人夜校,以其左傾思維支持藍領階級。七六至七九年間的社會大事,都有他的蹤影:反對政府封閉金禧中學、油麻地艇戶爭上岸、第二次保釣、佳藝電視台員工爭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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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5        眼中只有你#7
劉山青追求馬列主義的均富烏托邦,自詡是個「充滿浪漫主義的革命者」。除了本土社運抗爭,七十年代末更冒險出入大陸十四次,支援南方的民運份子,為社會主義民主奮鬥。

穿入歷史隧道,那個年代的背景如是:一九七八年底北京平反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人群上街在民主牆發表大字報,民間針對時弊發表政論寄望新民主種子開花,不久鄧小平決定為改革開放鉗口,壓制民運份子。

八○年,創辦「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港人吳仲賢,接受北京民運份子邀請上京時被捕,最後要簽悔過書才獲放行,吳仲賢返港後宣布退出他一手成立的「革馬盟」。

之後激進的劉山青批評吳仲賢違背原則:「面對官僚要針鋒相對,半步也不能讓,否則,內地民運人士覺得我們香港沒有種。」翌年,內地民運人士王希哲被判刑十四年,劉山青心口掛個勇字、不畏吳仲賢陰影,一意孤行到廣州救助王希哲妻子,結果被公安抓住。

鐵窗下的劉山青看到:中國人追求民主公義,根本沒有神聖光環,卻如進入陰暗深溝,終究埋沒理想與良知。

再看劉山青的三層理想金字塔,層層下墜,沒有了數學邏輯,社會公義也灰飛煙滅,他墮入金字塔的最底層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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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6        眼中只有你#8
http://www.hkej.com/hkej_upload/dnews/1028/131575/119.jpg

當民主女神像屹立廣場

劉山青單獨囚禁懷集監獄孤單作戰,同時學懂放下激情,用冷靜頭腦思考中共政治。

八九學運爆發前夕,牢房裏的劉山青一早就嗅到暴風雨即將來臨的異味。當年《人民日報》大談德先生與賽先生、突出學生動員和鬥爭,「我當時覺得那是有系統地宣傳民主與科學,是替學生製造輿論。」五月學生上街,他認為是受到知識分子的刻意鼓動。

劉山青在獄中每天讀報,繼而跟鄰倉的戰友王希哲隔空論政,兩人批判共產黨的聲浪在陰暗囚室中迴旋。天安門廣場的熱情沒有掩蓋劉山青的理性,畢竟是中國民主傷口的過來人,「當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門廣場豎立,我便知道,鎮壓即將來臨。」

「六四早上,一個勞改犯給我理髮,我聽見監獄廣播知道鎮壓,說學生士兵各死三百人,我隨即大叫:『共產黨把人殺了。』獄卒也不敢叫我收聲。」

八九年春夏之交,懷集監獄裏的劉山青,和全世界中國人一樣,曾經對天安門廣場有過一絲希望。六四,再次輾碎他的愛國民主夢,亦再次引證他的公義理想,要在龍土實現是多麼的遙遠。

兩年後,劉山青十年刑期屆滿,出獄前,一個老幹部語重心長跟他說:「不要再搞政治!政治,到處都是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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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8        眼中只有你#9
http://www.hkej.com/hkej_upload/dnews/1028/131575/118.jpg

他所追求的「瘋」範

九一年過羅湖橋返家,他在鎂光燈下高呼:「我是馬列主義者,崩潰了的共產政權,從來沒實行過社會主義。」趕着移民的香港人,聽到他激昂言論都大聲叫好。

劉山青在香港後過渡期人心惶惶之際,擺出英雄式姿態凱旋回歸,贏盡港人的仰慕敬佩目光。香港人曾經把他捧得高高在上,令他又再走入三層理想金字塔,企圖從最低層的政治,爬往上層的公義。加入民主黨、選區議員、穿內褲抗議等連串動作,可見他對公義未死心。

但隨着回歸後港人紛紛染紅靠左向北望,劉山青又再嘗到現實政治的虛偽及殘酷,即使他義憤填膺滿腔熱血,仍逃不過被唾棄的殘酷下場。

他最耿耿於懷的,是○三年上街前,倡民主派大喊「董建華下台」,「但泛民無人理我。」

今天,劉山青是眾人眼中的short short地傻佬。原來,死守捍衛理想金字塔,企硬不變、冥頑不靈追求公義價值,在這個機靈取巧、以走位攝位為主流價值的香港社會,可以跟瘋癲劃上等號。

別人笑他傻,劉山青說不介意。大概因為,他最景仰、最聰明的數家學,和他一樣都是「瘋的」。凡人都不明白,瘋,是為了追求最崇高的宇宙境界。

劉山青的金字塔,碎了,理想變成灰燼,只餘下金字塔頂散落的金光,把他這凡人映照得異於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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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大含細入 2009年09月27日 20:58        眼中只有你#10
http://www.hkej.com/hkej_upload/dnews/1028/131575/120.jpg

梁振英跑出機會好細

劉山青雖說,梁振英和他是兩類人,眼見近日老同學高調為特首王座鋪路,他都忍不住要講番兩句。

「好多人說他不好,但我看不到他有做過一件壞事。」、「姓唐的,是紈袴子弟;姓曾的,是技術官僚;梁振英,相對之下,至少有政治抱負,肯為基層。」

劉山青說,數年前透過一個舊生會電郵,與梁振英在網絡重逢,「我約他,他真的出來了。以他今時今日的身分地位,都肯見我。」

為不相熟的老同學說盡好話,劉山青最後一句卻又是:

「不過,我覺得他跑出機會好細。他出來就大鑊啦,香港人以為共產黨來了!」

共產黨是劉山青心中的一根刺。劉生,你那位老同學,可就是你心裏那根不能磨滅的刺?

「……」劉山青,又來傻笑。



採訪、撰文: 盧曼思

攝影: 黃俊耀 版面設定:賴永源 監修:袁耀清
#11




发表于 2016-2-3 10:12:59 | 显示全部楼层
2016世界领导人工资排行 梁振英排第二
藤蔓发表于:2016-02-02 07:41

声明:其中没有习大大!

10、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每年工资27.2万美元,而南非年人均收入12240美元,祖马的工资是南非人平均工资的22倍。

9、德国总理默克尔年薪283608美元,年终还有22000美元的奖金。

8、新西兰总理约翰·基年薪29万美元。而新西兰人均收入是46683美元。

7、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年薪29.64万美元。

6、卢森堡的同性恋首相贝特尔年薪为34万美元,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平均为1.7万美元。

5、爱尔兰诗人总统迈克尔·希金斯年薪为34万美元,但是他一直要求降低他的工资,用于国家发展。

4、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年薪为34.5万美元。

3、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薪66万美元。但还需要扣除养老保险金9万美元,国债3.4万美元等等,实际年薪应该在40万美元左右。

2、香港特首梁振英年薪为53万美元。

1、新加坡领导人一直以来工资都很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年薪为156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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