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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文共赏] 彭述之 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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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25 12:32: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pengshuzhi/marxist.org-chinese-peng-195001.htm


(一九五〇年一月)


  *本文原本写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间。后来,由于被迫离开香港,没有写完就放下了。一直到最近清理旧稿,才把这篇三十多年前写的文章找出寄来。作者认为“文内对毛泽东这个‘理论’的批判(尤其对毛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都保有原来的价值。至于本文没有写完的部分,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后来毛在这方面的实践,即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路线(具体表现在《共同纲领》中),很快被迫加以改变,已足够证明毛的有关主张的破产,经不起证验了。”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曾经写道:
  “马克思学说,在今日的遭遇,正和历史上数见不鲜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领袖们和革命思想家们的学说所遭遇的一样。在伟大革命家活着的时候,压迫阶级经常的缉捕他们,对他们的学说极端的憎恶,极端的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与中伤。在他们死了之后,便企图把他们作为无害的神像,所谓把他们加入圣人之列,略略表彰他们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这个革命学说的锋锐,使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制造’马克思主义。他们忘记、抛弃、曲解马克思学说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们把那资产阶级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分,提到第一位,而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第一至二页)
  列宁所描述这一极端可鄙和险恶的情景,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放肆姿态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演出来!主要不同之点:在当时的“工人内部运动”导演背叛角色的,是与列宁敌对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至今天却是自称列宁的继承者的斯大林及其党徒(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现时的中国,甚至整个的东方,毛泽东已成了这一串演背叛角色的第一号“明星”。
  毛泽东自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发明其“新民主主义”,并著之为《新民主主义论》后,不但由“中国共产党”(这是共产主义其名而背叛其实的政党)大肆宣传,并已由该党当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写在它的党章上面了。(见《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中共是没有党纲的,承认“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就等于承认毛泽东的一切写作或毛泽东本人为“党纲”!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古怪现象。)随后,更继续获得了各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党派”或“民主人士”所“接受”,所拥护。(以前,这些“党派”或“人士”的领袖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与思想,差不多都是“极端憎恶,极端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中伤”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指出李济深、黄炎培、张东荪、马叙伦、罗隆基、章士钊……一批人的名字就够了。)迄至最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甚至通过所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共及各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所指派的代表会议)而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了。(见《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序言”)虽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较之以前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机会主义”要远为浅薄与荒唐,但在“中共”的军事冒险空前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之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迷惑了千百万的群众,我们迫于历史的责任,为了将中国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及一切革命分子从“新民主主义”的骗局下解脱出来,为了尽可能挽救中国免于未来的巨大灾难,对于毛泽东这浅薄而荒唐的“新民主主义”,不得不进行较有系统的检讨和批评。虽然,这一检讨和批评,因各式敌人的迫害而拖延了时间,但现在来完成还是不算过迟的。

“中国历史的特点”究竟何在?
  毛泽东为了建立他的“新民主主义”的“体系”,首先便希图从中国历史上去搜寻一些“特点”,来作为他的“历史根据”。下面便是他所发明的“特点”的总结: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即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见《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
  这一“总结”,虽然是一种纯粹抽象而又十分幼稚的图式,但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特点”与“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之曲解与无知,却已充分给暴露出来了。让我们先从“中国的历史特点”说起:
  “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单只这一图式,就已足够暴露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一般发展,(且不说它的“特点”吧!)是如何地外行!实际上,秦以前的社会和秦代及其以后的社会,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毛泽东所谓周代社会,即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社会,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的破灭上,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废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秦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可是毛泽东对此不但毫无所知,却反而加以曲解道:“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见毛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四页)让我们问:如果“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也称之为“封建国家”,则“封建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说,所谓封建国家,只能是各个诸侯互相对立的分治的(即反中央集权的)国家,或“诸侯割据称雄的国家”——这在现时已成了一般的常识。然而毛泽东却恰好缺乏了这种常识!所以当他特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指出“各主要特点”时,虽然背诵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公式,却完全没有提到“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乃是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主要特征,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之一种必然的反映。因而他昏瞆地把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即在摧毁“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与之对立的国家),也称之为“封建国家”了!如果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则秦始皇之并吞六国,摧毁各个诸侯的封建割据制度,变封建为郡县,建立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都没有任何客观条件为其基础,而成为毫无意义的任意胡为了?!
  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凡是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绝不是任何英雄好汉的任意胡为所造成的。事实上,秦始皇之摧毁战国的封建割据,而建立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由于:自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之生长,商业资本之发展,货币流通范围之扩大,原有公社土地之变成自由买卖,社会阶级之分化与新的阶级之形成,等等客观条件所促成的。换言之,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浸蚀了“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历史逻辑的产品。这在客观上,正是为商业资本肃清了道路,替它准备了相当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从秦始皇之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等设施上,异常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如果参考一下欧洲历史发展的事实,那就更为明显。欧洲自经过“十字军东征”之后,特别是经过新大陆与至印度洋航路的发现之后,商业资本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因而中世纪的“封建诸侯的割据”制度急剧地倒塌了,代之而起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绝非中世纪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反而是在摧毁这种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此种君主专制的时期,并不等于封建社会时期,而是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马克思曾称此时期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历史,自秦代至清末,在本质上正类似欧洲此种“过渡时期”,所不同者:在欧洲的“过渡时期”只经过二百余年,而在中国则拖延了二千余年。这正是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即长期停顿起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同上引书三至四页)“长期停顿”,如果就秦以后的历史说,自然是事实,甚至还可算是一个“特点”。但毛泽东将秦以前的历史也放在“长期停顿”之列,那就完全谬误了。周以前的历史,我们这里姑且不提。(毛泽东所说的“奴隶制度”虽未指出属于何时代,但一般说,像古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度,却还没有根据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但自西周经过春秋至战国,这一段历史,不但不是“长期停顿”,而且是逐步发展的。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春秋是封建制度的繁荣时期,而战国则是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同时又趋于衰落的时期。这不但由春秋战国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之逐步发展,获得了证明;即春秋战国时代所逐步形成的那种蓬勃焕发的思想文化,也足为佐证。而毛泽东却以“长期停顿”四个字,将中国历史上这一发扬光大的上升阶段完全抹杀了!
  毛泽东不但抹杀了秦以前的历史发展,即对于秦以后的历史“停顿”也是莫明其所以然的。因为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内专论秦以后的历史特点一章(标题为“古代封建社会”)中,虽然说到秦以后的历史特点如何“停顿”,却完全未曾提到这种停顿的根本原因。但说明这种根本原因,对于理解秦以后的历史特点,是极关重要的。就秦所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来说,在某种限度内确已为商业资本开辟了道路,为它准备了一个国内市场。可是,商业资本要走上工业资本,绝不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广大的国际市场。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能够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美洲与向东方航路之发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整个地球为范围的国际市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文献中,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秦代及以后的中国,还根本谈不到这个国际市场的条件。所以当时的商业资本,根本没有进至工业资本的可能。因而便“长期停顿”了下来。这不仅中国如此,所有古代的“文明国家”,从巴比伦、埃及、印度、乃至古希腊和罗马,虽然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商业资本,但因为这个根本条件(国际市场)之缺如,都遭受了同样的、甚至更坏的命运。
  正因为商业资本不能进到工业资本,根本没有前途,它就只能转入农村,去收买土地,放高利贷,垄断农产品,与地主、官僚纠结在一起,形成整个君主专制的支柱,空前残酷地去压榨农民。(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压榨农民是要受“自然经济”的限制的。)迄至农民群众被迫到无法生存时,于是暴动起来了,且曾多次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这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曾发生过的。)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往往推翻了旧王朝,(这王朝也常是被商业资本所腐蚀了的。)但由于缺乏新兴城市阶级的领导,(这又是由于商业资本转入农村,不能在城市发展工商业,形成一个像欧洲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城市“第三等级”的结果。)致被统治阶层内的某一部分所利用,有时为外来落后民族的侵略者所利用(如满清),因而又产生了新的王朝。从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王朝,起初也多少迁就农民的压力,打击旧官僚地主,抑制商业资本的跋扈,减轻租税,甚至承认农民在暴动中所争得的某些权利(土地权在内)。但经过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之后,商业资本又抬起头来,与新兴的官僚、贵族、地主重新结合去压榨农民。经过一定时期之后,于是新的农民暴动又重演出来了。这种由商业资本无出路而转入农村所造成的循环的农民暴动,及其后果所促成的改朝换帝”,便是秦以后的历史所以“长期停顿”之最主要的原因,及其最基本的特征。正因此,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沉淀物:专制主义的毒害,官僚的横暴腐化,封建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极端保守与野蛮的积习,成为一份“遗产”,一直到今天沉重地压在全民族的头上。
  毛泽东看到了秦以后农民暴动的事实,曾经强调地说:“只有这种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因为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见同上引书第五页)这不但没有证明毛泽东认识了秦以后的最基本的历史特点,反而暴露了他自己的农民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固然打击了官僚、地主、商业资本的统治,(可不是对“封建的统治”)却不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地,“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常是大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把整个的社会经济基础倒退到更原始的状态里去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农民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固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者,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负担者,是最受剥削和最被压迫的阶层。但因为它所代表的手工生产方式,及其所具有的一切落后的保守根性,是无法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所以它屡次被迫而举行的暴动,既不能解除自身的镣铐,更无法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其主要的历史作用,只能是替统治阶级的腐败机体轮回输血,使其苟延生命而已。要想真正使“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必须在一个代表更进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城市阶级领导之下,这样的阶级,在以前的西欧(如英法)是资产阶级;而现时的中国,就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彻底粉碎压榨农民的一切旧制度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才有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秦以后的历史特点,并从循环的“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痛苦经验中,所能得出来的唯一教训。毛泽东正因为不了解这特点和教训,所以长期地,并愈来愈深地陷在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泥潭中。(我们在下面各章中,将逐步暴露他这种反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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