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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充满矛盾的萧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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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4 12:41:0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故国平居有所思 于 2014-11-24 13:21 编辑

以前我看到这里怪物转的几篇萧瀚的文章,加上后来又在网上查到他的文章,就我对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的想法。记得以前也在这里发贴子说起过,只不过其中有一个贴子是只显示出一半,我已经好几次碰到这样的事情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别的论坛没有遇到过。

这阵子我看了网上一些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人物的文章,和杜车别,社会微积分,匣中剑等人的贴子互相印证,受了很大的启发。又觉得萧瀚文章中流露出来的观念有不少问题。

彭述之那篇《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曾讥讽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史的很多胡扯是“矛盾逻辑”,我现在觉得,我看过的萧瀚的一些文章中的思维同样是充满矛盾。

首先第一个矛盾,民粹还是反民粹?萧瀚同时具有极强的民粹思维和极强的反民粹思维。在他那篇写辛亥革命的贴子里有强烈体现,中国历史处于“暴君暴政暴民暴乱”的循环中,这四暴字,在一句话里把这种强烈的民粹思想和强烈的反民粹思想集中体系得淋漓尽致。

“暴君暴政”和“暴民暴乱”是根本矛盾的,不可能共存。如果是“暴君暴政”,反抗就不能说是“暴民暴乱”,如果是“暴民暴乱”,镇压就不能说是“暴君暴政”,在战争过程中的行为很难做到都高度理性,不能因为存在不理性的行为,就完全抹杀战争的性质,全都加一个暴字划上等号。


把所有的皇帝包括侵略者头子都称为暴君暴政,是这强烈的民粹思想,在民间和官方的冲突中几乎是无条件地站在民间的视角,可是把所有的民间反抗都称为暴民暴乱,有些甚至还够不上反抗的言行都难免这种严重指责,这又是强烈的反民粹思想。这原因,恐怕还是对民间的维权和反抗的方式他认为并不认同,把他认同的方式作为唯一的标准要求所有的人了,就像他另外一篇文中说的,自己蹲着的姿势才是正确的。


第二个矛盾,他究竟认为能不能恶猜非公权人物?这个矛盾我觉得在他那几篇影评和对于方韩事件的文章里也体现地很突出。
首先,我同样不认为能不能恶猜非公权人物能作为要求所有人普遍言行标准。但是一个人自己,究竟认为能还是不能,至少要保持一致,不能自相矛盾。


比如萧瀚在方韩战里激烈回护韩寒,那个贴子就是以必须恶猜公权,不能恶猜非公权人物作为评价舆论的标准的。可是这里面首先也有一个小矛盾,他贴中认为,即使真的代笔,也是正常民事活动,就是说代笔的行为不属于“恶行”,那么,别人怀疑猜测韩文有人代笔,又怎么能说是“恶猜”呢?用法律名词,无论是否代笔都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无论猜测韩寒代笔还是没有代笔,都属于“无罪推定”,根本说不上恶猜。


还有,萧瀚文中指方舟子“质疑”韩寒,这也不准确。方舟子只是“怀疑”,不是“质疑”,没有质问韩寒,就是说没有要求韩寒回应,匣中剑贴子里就提出,韩寒完全可以不作理睬,也可以对方舟子的所有疑问提供合理的解释,方舟子不可能抓住证据。就是韩寒自己漏洞百出的回应,才让他肯定是代笔无疑,我转的杜车别说他在鲍鹏山的博客里就这一点回应的一段话,被鲍鹏山拉进黑名单的话,也是从这个角度分析,是韩寒自己的漏洞百出的表现暴露了代笔无疑,杜车别就认为这个审讯技巧一样,从漏洞攻击,大量间接证据连起来就可以构成直接证据,疑罪从无这个刑事案件的原则不适用非刑事领域。当然也就是像匣中剑说的,本来韩寒根本不必处在被审讯的位置上,是韩寒自己应付失当。

这些对于方韩事件的评价就说到这里,我觉得萧瀚对能不能恶猜非公权人物表现矛盾,那是因为萧瀚在其他几篇文章中,用过比方舟子怀疑指责韩寒严重得多的措词,指责过非公权人物,指向,以前的名词叫打击面,比也方舟子大得多,如果说方舟子只是针对一个人人的枪扎一条线,那萧瀚的文章里就已经是棍扫一大片了。


先说别人提到的一处,就是凯迪上见过的一个贴子,《何仁勇:谁是萧瀚口中屠杀药家鑫的"刽子手"》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7316652&boardid=1复制其中的一段:


说来奇怪,言必谈“敬畏生命”,以“人道主义”者自居的萧瀚教授,对于支持死刑的民众,却一点都不宽容的。总是居高临下地睥睨着他们,“嗜血症患者”“网络暴民”“刽子手”“愚民”“奴才”“没有灵魂的肉体”……他们做错了什么,以至于萧瀚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这些词语来鞭打他们?OK,就算他们知识不够渊博、逻辑不够严密、思想不够解放、爱心不够泛滥,但好歹他们没有在撞伤一个人之后、还“充满激情”地补上八刀吧?他们是“喊打喊杀”,也只是口头上而已,并没有真的扛一把刀亲自在药家鑫身上实践吧?我想,要有多大的仇恨,才能让萧瀚把在药家鑫身上都舍不得使用的词语,慷慨地洒给支持死刑的民众呢?

萧瀚教授爱讲正义,好吧,我们就来讲正义吧。

我非常赞赏萧瀚放在微博自我介绍里有一段话:常识必须被重复,否则它将被遗忘;邪恶必须被惩罚,否则它将继续作恶;正义必须被炒作,否则它将被活埋。什么才是正义呢?对于作恶者,依法处以相应的惩罚,这难道不是正义吗?对于受害者,依法予以相应的赔偿,这难道不是正义吗?萧瀚一边要“炒作正义”,一面对作恶者呈献“人道主义”的宽容,恕我直言,这是一种逻辑和人格上的分裂。


何仁勇最后直言是逻辑和人格上的分裂,其实也是已经指出了萧瀚思想上的矛盾,只是措词也更重而已。

还有,这里怪物转的几篇萧瀚的《赛德克巴雷》的影评里也大量存在,随便复制几段:



数十年间被这邪恶制度诱拐的人们,在遭到迫害时,有那么多人试图通过行贿、下跪和上访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中国?无数人甚至从信访中找到生活,唾沫含冤(例如穿着写有“冤”字的衣服),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递交材料,直把信访当信仰,有些访民在彻底绝望后自杀。如此自甘奴役的盛况,一方面是中共洗脑的结果,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人们祖祖辈辈传承的基因,同时还是被奴役之后没能反省、反思的产物。而那些家园被血拆的自焚者,也同样缺乏基于热愛自由与尊严的反抗精神,都到了不怕死的地步,依然不敢反抗。如此残酷、荒谬绝伦的计划生育暴政之所以盛行数十年,也是因为这国的男人已经几无血性——这已经是一种非修辞而是事实意义上的任人阉割。

萧瀚在这短短一段话里,比方舟子怀疑韩寒一个人代笔更加严重得多,指向人群范围和历史跨度都广大得多,遍及上下古今,各种严厉名词比比皆是,很多词语简直可以说是严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这些被这样严厉指责的人群,并没有一个是公权人物。那究竟算是能不能恶猜非公权人物呢?这样也就难怪激起不小范围的强烈反感了吧?


萧瀚的这些用极严厉的名词的指责,说到底也只是一种猜测,只是可能性之一。所以也是一种极严重的“恶猜”。


这种思想根源,我觉得有两个。第一,就是萧瀚强烈的民粹思维的在作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我绝不同意所有公权力都必须恶猜,这本身就是一种民粹思维的强烈体现。


世界上只有对一种群体是必须恶猜的,就是侵略者。萧瀚文章里提到了族群的冲突,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分清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冲突。其他的各种群体之间,社团 阶级 国家 民族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怎么运作必须看不同的局势 情形 利害决定,只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没有合作。被侵略者对于侵略者,才是至少要保持不合作的态度,与侵略者合作属于罪行,这是全世界所有时间、地区都一样的标准。像满清 蒙元的要害,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哪个民族,而且因为他们是侵略者,这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被侵略者与侵略者之间的冲突。


除了侵略者是先天性非法的以外,其他的一切政权,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观念,情形,按自己认定的标准选择自己的立场。无论是支持、是合作、是不合作、是反对、乃至是对抗,都可以,这些都可能是符合自己的观念和意志的作为表现,但是不能按自己的认同的标准和立场强制要求和谴责其他人,如果把不符合自己的观念的行为排除其中的动机可能一律猜测为了对强权的屈服的进行严厉谴责,这本就属于一种恶猜。


我以前的贴子举过例子,嵇康和山涛之间的例子。嵇康选择不认同司马氏政权的统治,取不合作的态度。可以,山涛认同司马氏政权的统治,出任官职参加司马氏政权的工作,取支持或者是合作的态度,也可以。山涛至少两次推荐嵇康也出任官职,就说明这毕竟只是曹氏和司马氏两个政治集团相当于党派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像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那样无法合作,推荐为侵略者做事就等于出任伪职拉人下水那样的性质的冲突。嵇康虽然用写绝交书信这样的极端方式表示坚决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的立场,可是第一,这毕竟只是私人信件。第二、在信中,嵇康也只是指责山涛作为朋友不了解自己的性情,以个人的性情和生活习惯不适合为官为理由拒绝的。也从来没有在政治立场和政治道德方面指责过山涛。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网上看到过的科技部部长万钢的资料,他回国前提出两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他不认同中共的执政理念,是出于想为民族效力的目的回国的,不想加入中共。这就是一种并不支持,但是认为可以合作,可以提供一个为他施展能力,达到志向的平台的态度。


萧瀚就没有分清楚侵略群与被侵略者之间无法合作的冲突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冲突,才把本来应该只针对侵略者的必须恶猜扩大到了针对所有的政权,这种民粹思维和部分措词简直让人感觉回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


第二,除了对侵略者政权以外,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观念和情形选择对于一个政权的态度立场,就是是否认同所谓的“合法性”,是积极还是消极认同或不认同的态度。但是,就像嵇康没有用自己的政治立场标准要求和评价山涛一样,都不能把自己的判断标准和立场要求和评价别人否则,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和评价所有人,是就构成了一种思维上强烈的侵略性。萧瀚对于那么广大时空的非公权人物使用大量极严厉的措词指责,恐怕就是这种以自己认同的标准,以自己的观念要求评价其他人的极强的思维侵略性的体现


百度资料上说,萧瀚是受了李敖的启蒙。李敖极推崇蔡元培“不合作主义”的精神。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受了李敖这种观点的影响。首先李敖自己的同样有比较强的民粹思维,只是没到萧瀚的地步。北大演讲时提到的对政府的几种态度,都是不合作 反对 乃至对抗的态度,没有提到什么情况下可以支持或者合作(不知道李敖举的屈原的“噶了”在萧瀚眼里算不算“都到了不怕死的地步,依然不敢反抗”的“一种非修辞而是事实意义上的任人阉割”)。蔡元培主持北大时,虽然从个人角度,组建进德会,戒条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的内容,就是不能参加北洋政府,坚持革命党不与满清的维持会北洋政府合作的立场。可是作为校长这个职务,还是分开政治立场和学术水平,包容满遗教师。


我感觉到的萧瀚观念的第三个矛盾是,究竟是追求理性还是反对理性??



萧瀚很推崇哈耶克,下载过他的《宪政十讲》里就把哈耶克称为“思想巨人”,自由三敌系列里有一篇就指计划为“狂妄”。哈耶克最突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贬抑理性的作用,有强烈的不可知论倾向,感觉这种思维的人都有这种不可知论的倾向,罗尔斯也一样。还自以为是不决定论,混淆了不决定论与不可知论的界限,不承认一定社会科学社会发展一定条件范围下的较普遍的规律,甚至我见过有人对自然科学都是这样,这一点我已经发贴指过了。


对理性的贬抑作用,杜车别十年前天涯的贴子,批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的那个贴子对这一点就指是笑话,理性的局限也只是理性能认识到,消除或者削弱这性理性的局限,也只能是加强理性而不是相反,。指哈耶克反对计划经济的逻辑是中医反对西医的逻辑。这些也可以和我网上见过的曼德尔等人的文章互相印证,有需要我可以转。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按曼德尔指的,计划只是指事先的分配,不同于市场经济的事后以购买力分配,当然不能也不必事先计算地完全准确。不只是经济,对任何事情都可以事先进行估计预测,作为行动的指引和方案。预测的深广范围和精准度会随着知识、经验、能力(就是理性)增加而加强。在知识 经验 能力理性水平较低的时候,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就有些像堂吉诃德式的可笑。


萧瀚推崇哈耶克,指计划经济为狂妄,就是不相信理性的作用。可是,在他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评论文章里,我却又感觉到他似乎又在追求高度理性,用高度理性的标准和要求和评价大部分人的行为,或者想为很多行为都作为合理的解释。


比如他的第二篇《赛德克巴雷》的影评的最后一段话:


如果一定要分个对错、正义非正义,那么我会得出一个千夫所指的结论:


赛德克人有权屠戮日本殖民者的妇孺,但日本人无权屠戮赛德克人的妇孺。


当族群和族群之间发生了恃强凌弱的“文明”惨剧时,这是唯一还有一点点公平与道义可言的“对错”、“正义与非正义”。日本人从征服中获得的抢劫性利益,日本殖民者的家属不但没有反对这种不公正,还从中分享赃物利益,他们不是无辜的;但赛德克人的妇孺,除了从中获得屈辱和各种损失,什么也没得到。他们没有多占什么,只有失去了不该失去的。这么说很残酷,但这是殖民原罪制造的惨剧,那些被屠戮的日本妇孺们,他们的幽灵应该去向他们的殖民丈夫、殖民父亲、殖民兄弟要公道,而不是赛德克人。




在这段话里,萧瀚似乎想从理论上对赛德克人在反抗侵略中的所有行为,包括屠戮妇孺的行为提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希望赛德克人的行为都符合理性,这恐怕是一种不必要,也不切实际的愿望和苛求。


各个领域的顶尖的大师级的人物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不犯任何错误。只是随着知识 经济 能力的提升,理性程度会没有止境地增强,何况是像赛德巴人这样本来就相当落后的有很浓厚的原始色彩的部族。所有的战争中的行为参加者基本都情绪激烈,理智比平时低,何况还是反侵略的战争。不能也不必要求所有的反侵略战争中的行为,包括一切行为都符合理性,但是无论存在多少不理性的行为,都无法抹杀反击侵略战争的正义性质,这就足够了。这其实又回到了贴子开头的问题,萧瀚在评价辛亥革命以前历史时抹杀所有战争的性质,把所有的反抗都称为暴民暴乱,所有的镇压都称为暴君暴政。包括何仁勇指的严厉的措词指责语言攻击犯罪嫌疑人药家鑫的人们,其实都是这种不切实际地也本不必要的对所有人的行为用必须符合高度理性的标准进行苛求的表现。


我感觉到了这些矛盾,恐怕都是从情绪强烈的原因,读萧瀚的一些文章,看到那么多极激烈,谴责指向极广的措词,都可以感觉到他是个感性很强烈的人。可能就是些情绪是思想观察摇摆不定,比如在方韩战里一个劲地回护韩寒,除了从基督徒的角度,对方舟子攻击基督教的强烈反感而与不顾一切地站在韩寒一边以外,恐怕也是因为情绪上也陷入了对韩寒的回护,有为韩寒的一切行为进行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就像看电影〈赛德克巴雷〉后感情上强烈倾向于赛德克人,才有想为赛德克人一切行为作不必要也不切实际的合理解释第二篇影评。


杜车别同样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可是他的情绪化毕竟还没有让他陷入那么多的思想观念上的矛盾,杜车别在极情绪化的同时,也保持了极高的理性,理性分析思辨能力,我觉得是杜车别的最强项,就是有这个能力摆在那里,所以分析什么问题都厉害,比如在中国经济史社会阶段上,他说他看了三个月的资料,就分析出了现在的结论,得出了与托洛茨基 陈独秀 彭述之基本一致,还更精细些并且有独创的新见解的结论,这个时间比彭述之49年末到50年初写的那篇系统批驳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贴子还快。所以我觉得他的分析思辨水平,已经达到了不低于二战结束以前的国际特级大师们的水平了。而在彭述之以后,到杜车别之前,整整57年时间,不知道有多少学者,看了57年资料,都没有一个人对中国经济史得出准确的经济史社会阶段结论,不是顺着郭沫若毛泽东范文澜他们强烈扭曲中国社会阶段“封建社会”胡扯,就是像秦晖、余英时、李伯重等人那样或明或暗地干脆不承认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总是在机械决定论甚至宿命论和不可知论(还误以为是不决定论)之间跳来跳去,到现在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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